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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出席第二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 |
“一国两制”关系和观念要正本清源
中评社记者：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主从关系认知混淆。您认为，在牢固树立“一国”原则之后，今后应该如何平衡“两制”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改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吸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旧制度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香港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两制”观？
田飞龙：“一国两制”以往分开来讲比较多，特别是在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范畴习惯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进步和需要被维持、被学习的，而内地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局限的、不够现代化的，是需要改革开放，对标香港进行针对性改变的。因此，“一国两制”长期给人的一个感受或者心理暗示就是“两制”中，香港“一制”优越，而内地“一制”不优越。在这样的认知下，就会产生一种对“一国两制”整体及其发展趋势的误解、误判，就会误以为“一国两制”的走向是大陆的“香港化”。甚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引导中国内地走向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显然是完全不符合“一国两制”初衷的。因为邓小平先生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明确讲到“一国两制”50年不变，最重要的不变就是社会主义主体制度不变，因此“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主从、源流关系必须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习主席在此次讲话中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在第一个必须中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是一国核心的法权要素，香港社会必须要尊重和维护。这实际上是对“一国两制”中以前一些模糊的错误观点加以批驳，澄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本体性。过去，香港长期存在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二元对立，他们爱文化中国、不爱政治中国。同时，也有民主中国论，他们爱中国是为了将来中国民主化，如果不是民主中国就不爱。这些政治思潮和言论，其实长期影响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以及爱国爱港社会政治基础的巩固。此外，还有香港一些团体和个人提出的民主反共论，民主是为了反共，反共是为了追求民主。这些其实不符合“一国两制”初衷和基本原则。因为“一国两制”的一国部分，是中国宪法界定的具体的“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依据宪法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爱国和尊重党的领导在中国宪法上是一体的，在“一国两制”范畴也是一体的。讲清楚这些法理的内在逻辑之后，香港社会以往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话术、政治运动中的歪理邪说就可以进一步被清理了，而爱国者治港社会共识和社会政治基础就可以得到系统性的修复和巩固，这对于“一国两制”的正本清源和行稳致远非常关键。
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多方面展现，特别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治理和人类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已经不是这个全球规则体系的简单参与者，而是变成了规则体系的维护者甚至是制定者。随着这个角色的转换，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些观念、制度、政策要素是完全有资格名正言顺地输入到香港的“一制”中，用来检讨、克服和解决香港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一些矛盾缺陷，包括社会公平问题、住房问题、青年发展问题、爱国认同问题，甚至是疫情防控等。其实，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制度都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注意到，近期在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下也开始研究借鉴内地健康码的方法。这背后其实能够反映出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开始正面积极地理解社会主义“一制”的优越性和治理成效，并且结合香港的实际作出一些引入和借鉴。
我认为，这是“一国两制”关系里非常重要的观念革命。“两制”里面不再人为地假定香港“一制”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认知两制的差异，然后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灵活选择两制当中合理的要素。香港的制度元素好，内地可以学习；内地的制度元素好，香港也可以学习。这就推动了“一国两制”走向内部良性互动、深度交流和学习的新阶段，而不是以往那种井水不犯河水、心理对抗、制度阻隔的那个阶段。这种新阶段或新时代的两制观，牢牢立足于“一国”的框架，然后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运用两制的求同存异，从而共同促进良性发展，这对香港、对国家的发展都会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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