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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 |
行政立法关系不能祗有和谐 必须要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统一、相结合
中评社记者：立法会日前举行首次“前厅交流会”，特首李家超率领6名正副司长以及特首办主任与一众议员会面。您如何看待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变化？
田飞龙：新选制下立法会变成爱国者立法会，特区政府变成了爱国者特区政府，因此一群共同的爱国者之间如何依据基本法分担立法和行政的职能，这是一个新课题。之前的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关系不是这样的，而是陷入了一种恶意拉布造成的对抗旋涡和僵局，现在的行政立法关系理顺了，变成良性的，立法会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但同时也对立法会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立法会如何增强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如何在监督政府以及制定政策的时候体现专业性与政策水准？
行政立法关系不能祗有和谐、一团和气的一面，它还需要依据基本法各司其职的另一面。要显示出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因为立法代表民意，有民主基础、民主代议的宪制性功能。这些实质性的方面包括新立法会议事能力、监督能力，以及赢得社会民众关注和信任的能力，要逐步地去形成。新的立法行政关系必须是双向的，既有配合又有制衡，不能只讲配合、不讲制衡，只讲配合就变成了橡皮图章，会丧失基本法所授予的宪制性功能。香港立法会也会失去民心。因此，行政立法关系必须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统一、相结合。
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国家观和国际观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在希望中提出，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您认为，爱国者治港下的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国家观和国际观？
田飞龙：国家观问题在习主席讲的四个必须中的前两个比较突出显示出来，国家观就是要理解到“一国两制”是以国家为本的国家顶层战略和顶层决策，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是国家对地方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在这样一种国家理性的公式中去理解“一国两制”、理解香港角色，就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国家观。如果要有更高的国家观，就要从国家历史政治体制以及战略的角度形成一个完备的国家知识体系。
国际观就是要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以及香港归属有清晰的定位。一方面，香港当然是国际化大都市，联通国家与西方的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自身内涵，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所以对大湾区、一带一路要积极理解和参与，要对西方体系的霸权性质、价值观的偏颇有一定批判视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平衡的国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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