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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
王平:香港人力资源的矛盾与福利陷阱、利益藩篱
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很有启发。我对“由治及兴”,谈一点我的看法。香港与美西方的关系,由于2019年的暴乱及其后的强化,香港已经对美西方来说进一步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例如与英联邦的关联。“由治及兴”的难度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借力西方经济体系的支撑点,更多地要依靠自己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实现自身的“由治及兴”。
我觉得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之一,是解决人力资源素质与成本的矛盾问题。对香港的再工业化而言,这个矛盾如果不能解决,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这个矛盾,与长期以来逐步强化的福利陷阱、利益藩篱密切相关。
人力资源素质与成本的矛盾是香港的短板
对于香港的“由治及兴”,近年来有不少观点,包括高科技产业,还有再工业化。而无论是发展高科技产业还是再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素质与成本问题。
对香港这样一个人均GDP很高、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都非常高的城市型经济来说,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业生产肯定无法支撑整体经济社会的需求,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提出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从事高科技的研发与高增值制造业的生产,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但是香港长期形成的以薪资回报为先导的社会观念,已经在每年的大学新生录取上,将最优秀的理科生源输送向医学,最优秀的文科生源输送向法律。据知,香港大学平均收生分数最低是工程系,收生分数的中位数是Best 5的25分,而入读者的分数最低是23分。 而收生最高分的是“内外全科医学士”,收生中位数达到(4个核心科+2个选修科)47分。
我1994年初来香港的时候,很快就注意到香港对“专业”的理解,与内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香港很多人喜欢报读不同的培训班,两个月就算很长期的,很多都是一两个星期获得一张培训证书,证明他们在某个领域的“专业资格”,有个朋友拥有几十种证书,但是当时很少香港年轻人愿意花两三年去读一个硕士学位。对当时的内地人来说,被公认的专业资格一般都要研究生学历,现在更是需要博士生学历。更为奇特的是,香港硕士生的失业率多年高于本科生。这种对“专业”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使得香港本地难以培养足够量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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