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果因为担心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而焦虑不安袛是自寻烦恼。美国无法阻止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因为中国超越美国而焦虑不堪可能是最终无解。中美完全可以就未来世界发展进行深层次战略型会谈，中国在自己核心利益被充分尊重的状态下，应该也会尊重美国的利益。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近20小时的深入会谈，构建起中美两国50年之久的和平交往。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上的霸权国家，过度习惯于现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更加深入瞭解世界的变化，寻找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商谈的机会，在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上形成彼此能够接受的战略妥协，形成长期的战略合作，则有利于推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最为理想型的方案。
可悲的是，拜登新总统上台之后并没有深入探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推行的极限施压政策是否合理，没有经过深入的反省和必要的沉淀，而是在特朗普政府短视性操作的基础上，急不可耐地以系统的手法和全方位的手段为短视性操作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操作袛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分裂，袛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对抗。坎贝尔的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果真完全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引导全球进入19世纪初期欧洲形成的那种混乱的战争状态，把世界引向灾难，没有丝毫积极性可言。
日本一直是中国的近邻，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12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经济落后，社会效率低下。相比日本，庞大中国社会的转型显得更加缓慢而滞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较快的步伐用西学改变了日本。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使得胜利冲昏了日本为政者的头脑，以为日本可以为所欲为了。1945年日本战败，受到了制裁。这一被制裁的感受并不好受，但也是冲昏头脑的代价。如果日本的为政者无法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吸取有意义的教训，未来的日本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日两国是近邻，地缘政治的格局是让中日两国要和平相处。依据120多年前的史实寻求历史重演的想法，袛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开拓未来型的中日两国合作关系，构建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才是符合21世纪新时代的需求。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利益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放缓进程解决，但是不能不解决，也不能无限期放置下去。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也在于拜登总统的幕僚坎贝尔的强势作为，“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各方所关注的焦点。美日2＋2会议、美日首脑会议、七国外长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都把“台湾问题”当作制衡中国的手段来津津乐道。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台湾问题”居于印太地区爆炸性冲突核心地位的状态。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台湾回归或统一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和妥协，但是可以在台湾回归的方式和台湾社会回归后生存形态上进行积极的探讨，包括台湾回归后，中美之间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合作与妥协。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有机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寻找世界和谐相处融合之道的深层次架构的，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战略思考。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美国袛以自己一国霸权地位为至上的目标，使得人类不得不徘徊在国家间冲突的政治利益逻辑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