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次定位研究 作者：王伟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星（南京），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摘要】冷战结束后迄今，中美双方都曾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或发展前景进行或积极或消极的定位。其中，积极定位都未真正落实，根本原因在于两国间存在消极互信，即确信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将对己方不利，确信对方是己方的战略威胁。美方感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的“异质性崛起”，这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它与“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地缘政治、经贸冲突等结构性矛盾相交织，导致中美双方很难就两国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达成持久的积极定位。未来中美之间的消极互信可能加剧，相应地，双方更有可能在两国关系定位上达成消极“共识”。
中美关系现状如何、本质上属于何种关系、未来发展目标为何等问题，都是中美关系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由于中美关系的高度复杂性，人们常常使用某个通俗易懂的词汇或短语对其进行高度概括，亦即对中美关系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既可能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定性描述，也可能是对其发展前景的预判或期许。梳理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史，我们发现中美双方确曾多次对两国关系进行过官方的、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定位。双方虽对其中的某些定位达成过共识，但最终都归于破裂，这充分显示出中美关系之错综复杂，以及定位中美关系之难。本文梳理了冷战后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历史，包括每次定位的历史背景和最终结果，探讨造成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旨在探索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以此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幷为预判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提供参考。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变迁
（一）1997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89年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发起针对中国的制裁，中美关系基调由此前的合作迅速恶化为对抗。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中美关系更加微妙，先后发生美方售台150架F-16战斗机、“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等恶性事件。在此期间，“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先后登场，引发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支持对华接触的声音变强，主张遏制中国的声音变弱。这个辩论结果对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接触的基调得以确立。中方也希望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利于继续在国内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与美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示：“两国元首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该声明还列举了拟合作的多项具体领域。①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后中美双方首次对双边关系进行的定位，也是一个双方有共识的定位。但前缀词“共同致力于建立”表明，这个定位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客观描述，而是对其发展前景的共同期许和努力方向。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确实在努力推动双边关系朝着这个共同期许发展：高级别官员多次互访，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幷分别就生物武器、地雷滥用和南亚问题发表三个联合声明。他在上海的行程中就台湾问题做出“三不”表态，回应中国核心关切，事实上把这次访问推向高潮。然而，美国内部关于对华接触政策的共识仍是脆弱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带有防范和威慑的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党政治博弈的动态结果，因为执政的民主党必须顾及共和党和其他对华强硬派的诉求，这就导致对华接触政策的脆弱性。此后，中美关系相继遭到美国国会涉台决议、“李文和案”和“考克斯报告”的冲击，尤其是1999年5月“炸馆”事件，事实上打断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进程。
（二）2001年：从战略竞争关系到建设性合作关系
2001年初入主白宫的小布什总统在大选期间即多次表达对华不满，明确反对“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他上任后把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者”，言外之意就是中美是战略竞争、而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中方始终没有接受。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以及当年5月小布什总统公开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令中美关系呈现山雨欲来之势。
多数观点认为，中美关系的转机出现在“9·11”恐袭事件发生后。事实上，转机早在恐袭事件发生前就出现了。当年7月3日美方租用俄方运输机把美方侦察机从中国运回后，小布什总统即于7月5日致电江泽民主席，表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7月28日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会晤时提出：“中方希望与美方一道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同一时期，小布什当局循例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幷宣布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问题上保持中立。对于中方首倡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美方最初未予回应。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小布什总统，表达慰问与支持之意。美方也意识到恐怖主义而非中国才是美国当时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在当年10月于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小布什总统表示：“两个大国很少能在所有事务上都达成共识，我理解这一点。我们寻求一种坦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这标志着美方在最高层面上基本认可中方首倡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定位。2002年2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就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加强对话、加深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四点意见，小布什总统表示赞同。这就意味着双方最高领导人共同确认了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即寻求和推动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个新定位仍然是对双边关系发展前景的共同期许，而非对现状的客观描述。此后，美方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献中确认了这个新定位，幷被持续使用到小布什总统任期结束。这是由中方首倡、双方达成共识、且使用时间最久的一个定位。
（三）2005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也是小布什当局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是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首个对华政策的系统阐述。他在演讲中分别列举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种种分歧，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世界，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幷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来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像利益攸关方那样进行合作幷不表示没有分歧，但可以在更大的框架内来处理这些分歧，即有关各方都承认，这个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给各方带来了共同利益，维护这个体系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②
美方提出这个重要概念的背景是，中国经济自进入新世纪后更深度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美方深陷反恐战争泥潭，许多重大的全球或国际问题需要中美合作解决。美方此时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欲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督促中国在诸多问题上与美方合作。因此，从表面上看佐利克的发言似乎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的期待和定位，但其言外之意还包括美国自身已是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期待中方能像美方那样行事。因此，他的这个期待不仅是对中方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定位，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即两国关系应该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
同时，美方提出这个新定位幷非推翻之前“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既有定位，两者是递进幷存的关系。直接的证据是，佐利克讲话之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提法仍多次出现在美方重要官员的公开发言和官方文献中，而且有时是同时使用。相应地，中方也默认了美方的新提法，幷敏感地意识到美方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自居，要求中方向美方看齐的用意。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明确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③可见中方接受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但更强调“建设性合作关系”。
（四）2008年：两国集团
不同于前述三个定位均由中美两国官方中的某一方首先提出，“两国集团”这个概念由美方民间人士首倡。2007年2月，美国历史学者、时任哈佛商学院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提出“中美经济共生体”（Chi-merica，也有人译为“中美国”）概念，认为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已形成一个相互融合、无法分离的“共生体”。④2008年6月，时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主张中美组成“两国集团”以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幷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洲。⑤此时的美欧已深陷金融危机，反恐战争仍在进行，全球治理领域面临诸多重大难题。而中国因国家干预奏效，在危机中站稳了脚跟，因此美方发出希望中方能与美方一道领导世界渡过难关的声音。
从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角度来看，“两国集团”的提法实际上是对“利益攸关方”提法的升级，显示出倡导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两国集团”的讨论幷不热烈。在学术界，也只有伯格斯滕和弗格森这两位学者赞赏这个定位，认为值得大力推动。政界的讨论更少，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前政要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这一主张的知名人士。中国学界讨论这个议题的学者也不多，且以怀疑为主。甚至有怀疑者认为，这个定位是美国为中国设下的“套”，意在让中国为美国治理全球分担责任，却无意让中国分享权力。⑥
尤其值得注意是，中美官方对“两国集团”的提议也都表现出超然的姿态。无论是时任小布什当局还是继任的奥巴马当局，都没有就这个倡议明确表态。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则在2009年11月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予以否定，幷列举了三点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三是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不应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⑦进入2010年后，中美在多个议题上出现摩擦，关于“两国集团”的讨论也归于平静。尽管如此，作为冷战后对中美关系最具想象力的定位，“两国集团”反映了少数美国精英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理想主义期待。
（五）2009年：积极合作全面关系
对华政策幷没有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作为负面议题被广泛谈论。相反，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期待当选后能延续中美合作的基本格局。奥巴马上任后也多次明确表达与中方合作的愿望。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会晤中表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⑧同年11月奥巴马访华，在与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幷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由此可见，由中方首倡的“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得到了美方的赞同。
然而，进入2010年后，美方提出名为“重返亚洲”（后被更名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宣示，本质上是把更多战略资源投放到中国周边、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调整，其基本背景是美方日益警觉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一时期，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在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及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投资行为，都受到美方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警觉，两国间原先被掩盖的一些矛盾也逐步显现。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与其他几个发展中大国绕开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的行为，尤其让美方担忧其领导地位遭受挑战。在此背景下，双方越来越少地提及这个定位，其结果可谓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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