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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特朗普主导下美国右翼派系关系示意图 |
中评社╱题：“美国科技右翼的崛起：战略演进与中国应对” 作者：刘典（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宏观研究项目主任；伍笛凯（长沙），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欣（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技术加速主义的裂变与重组，构成了美国科技右翼崛起的内在驱动力。以蒂尔、安德森为代表的科技右翼精英，通过对兰德右翼加速主义与库兹韦尔技术奇点论的再阐释，构建起有效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推动技术资本从市场要素升维为新型权力本体。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科技右翼与传统右翼在反监管领域促成战略共生，但在产业政策、权力秩序、全球化立场方面存在结构性分歧，从未来趋势看两者蕴含局部裂解与动态平衡的发展张力。美国科技右翼通过制度性套利、“旋转门2.0”渗透机制、技术民族主义制度化三重机制完成权力重构。美国新型政经联合体“科工复合体”通过技术代差与投资布局的“权力前置”、供应链主导权与标准制定的“规则霸权”、技术工具化与战场重塑的“新型权力”实现全球权力投射。面对美国科技霸权的系统性压制，中国应打造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体系、设计多边普惠的地缘科技网络、构建文明共生的全球治理框架以实现结构性应对。
引言
拜登政府执政中后期以来，美国科技精英群体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显着变化，部分传统的左翼科技精英加速转向保守主义阵营，逐步汇聚成一股具有结构性影响力的科技右翼力量。①科技右翼特指深度嵌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幷主动将技术精英身份与右翼政治主张相融合的企业家与投资人群体。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成为美国科技右翼势力崛起的标志性节点。该群体通过政治献金、智库渗透、媒体赋能等复合渠道，将技术话语权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其与特朗普主导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形成多合共振，幷助力特朗普胜选开启总统第二任期。
美国科技右翼的崛起幷非偶然，背后交织着技术加速主义意识形态基因与时代变局的多重催化。②左翼加速主义代表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在2013年发表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主张构建后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技术革命幷非单纯依赖市场逻辑，而应服务于社会公平与集体福祉。③右翼加速主义则以兰德的思想为核心，其“资本主义即解放”理念将技术视为权力集中的工具，主张构建由技术精英主导的等级社会。④有效加速主义是右翼加速主义的演化，其代表库兹韦尔的技术奇点理论本质是一种以技术万能驱动后人类文明加速到来的理论思潮。⑤
技术加速主义的兴起重构了技术发展逻辑，也深刻改变了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或将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范式。⑥当前，特朗普与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出现决裂趋向，其本质是在技术加速主义驱动下，所形成的新型政经联合体“科工复合体”所必然出现的内部利益分配困境与理念分化，但从长期来看将技术从工具性存在转化为资本积累的主体性力量，最终形成一种以“技术即资本”为核心的新型权力支配模式的发展逻辑仍然清晰。
一、技术加速主义驱动下美国科技右翼的崛起及权力重构
（一）系统性要素形塑美国科技右翼的政治经济新生态
1.硅谷科技资本的右翼转向
20世纪70至90年代，冷战技术民用化进程为美国硅谷“深蓝”政治属性奠定了基础。民主党推动的《贝赫—多尔法案》重构了科技研发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赋予高校与企业联邦资助专利的商业开发权，催生出斯坦福工业园为代表的产学研复合体。⑦这种“军事—工业—学术”三位一体的资本积累模式，使民主党与硅谷大科技资本形成深度利益绑定。⑧2020年美国大选后，民主党政策转向成为硅谷资本转向的催化剂。拜登政府启动的反垄断攻坚战直接冲击科技巨头垄断地位，联邦贸易委员会对Meta、谷歌、亚马逊发起分拆诉讼，司法部指控苹果应用商店构成垄断，这些举措被硅谷视为“创新抑制”，当民主党从资本积累的“加速器”异化为“制动器”，硅谷科技资本的政治替代方案选择成为必然。硅谷政治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技术垄断引发的价值分配危机。其一，税收与监管政策直接侵蚀利润空间，《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威胁平台经济垄断模式；其二，硅谷内部贫富差距加剧政治风险，“技术贵族—零工阶层”的断裂动摇了民主党劳工联盟基础；经济极化的政治外溢效应，最终成为硅谷科技资本右翼转向的推进器。
2.科技右翼与MAGA派的双向塑造
美国科技右翼与MAGA派的联盟幷非偶然，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契合的长期布局。一方面，以彼得·蒂尔为核心的“PayPal黑手党”自本世纪初便展开政治工程，2004年PayPal出售给eBay后，其核心成员通过资助右翼智库，将反多元文化主义植入保守派话语体系，这种文化反叛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叙事产生共鸣。2016年大选中，蒂尔公开支持特朗普，幷引入马斯克、亚历克斯等科技新贵，为MAGA运动注入技术资本与反建制能量。另一方面，MAGA派迎合了科技右翼的资本倾向。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将DEI政策斥为“反白人种族主义”，完全对接科技右翼对“政治正确”的批判，从第一任期对加密资产的严厉监管，转变为承诺建立国家比特币储备，推动涓滴经济学复辟，强调向大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减税。这种政策转向暴露MAGA运动的本质，当科技资本成为选举资金池的核心来源，政治议程必然向资本积累逻辑倾斜。
3.科技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利益分歧及未来趋势
特朗普2.0政府内部呈现三大主要派系特征：一是以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为代表的制度性保守主义派（MAGA顽固派），主张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移民管制、去监管的政策矩阵；二是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与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派，支持低税率、小政府的共和党建制派政策范式；三是以马斯克、蒂尔、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科技右翼派。前两者是当下美国传统右翼的核心代表，构成特朗普2.0政府的基本盘。（图1）
［图1：特朗普主导下美国右翼派系关系示意图］
科技右翼与传统右翼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反监管等领域促成了战略共生，但在经济优先权、能源政策、全球化立场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利益分歧。第一，技术资本与产业政策的利益分歧。马斯克旗下企业特斯拉、SpaceX等高度依赖政府新能源补贴和订单合同。而传统右翼派认为美国需要提升传统能源产量，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发展提供充足生产能力。2025年7月，特朗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取消新能源电车的税收抵免，且推动放松传统能源行业管制，这充分凸显了两者在产业政策尤其是能源政策上的利益冲突。第二，技术官僚与传统秩序的权力博弈。受制于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科技右翼派期望通过技术官僚身份突破政策制定局限，而传统右翼派需平衡选民基础与资本集团利益。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时主导削减230亿美元联邦开支，但“大而美”法案十年新增3.3万亿美元赤字，这反映资本积累逻辑与传统建制逻辑的显着分歧。第三，全球化立场与美国优先的价值差异。MAGA顽固派坚定不移地秉持民族主义经济议程，将“美国优先”奉为圭臬，大力倡导制造业回流，而科技右翼派则受益于全球化的资本、人才和市场流动，寻求自身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争夺全球制高点。从未来趋势看，美国科技右翼与传统右翼存在局部裂解与动态平衡的发展张力。短期看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试图以关键席位影响选举，然而受制于美国“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及宪法限制，其影响力有限。长期看当科技资本掌握比国家更先进的基础设施与技术能力时，传统政党的权力危机难以避免，技术主权的争夺、新冷战语境下的科技联盟重组都离不开美国科技右翼与传统秩序的深度互构。
（二）特朗普2.0时代美国科技右翼的制度突破
1.监管松绑与市场重构推动科技资本的制度性套利
美国科技右翼的制度性突围本质上是通过重构规则体系创造超额利润的过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反垄断体系的拆解具有标志性意义。通过撤销FTC主席丽娜·可汗的提名，终止对亚马逊、Meta等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实质是解除资本幷购扩张的枷锁。在加密货币等新兴领域，特朗普新设“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主管”职位，通过“监管套利”使Palantir等蒂尔系企业获得国防部AI合同优先权，幷形成技术垄断。另一方面，面对民主党推动的《终止平台垄断法案》，Meta在2024年投入1930万美元游说资金，成功阻止拆分Instagram与WhatsApp的立法动议。跨国税基重构成为资本套利的重要工具。苹果公司利用“爱尔兰三明治”架构，将知识产权利润转移至泽西岛空壳公司使实际税率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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