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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的主题建构 |
中评社╱题：“香港‘国两制’官方话语的变迁、困境与建构路径——以《人民日报》涉港文献资料为例” 作者：毕昆（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候选人；田丽（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话语建构能力深刻影响国际话语权。香港回归27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也经历了风雨和挑战。本文通过爬取梳理《人民日报》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新闻报道，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进行回顾，萃取出官方话语建构的五个主题，发现其从强调“两制”到强调“一国”的演进特点。这一方面说明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也说明其面临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香港社会身份认知偏差、香港特殊舆论场环境和美西方干预主义渐行等多维困境。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源、完善非排他性教育体系、激发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幷发挥央媒舆论引领作用，是消解美西方话语霸权、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构建中国自主国际舆论性话语权的可行性路径。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样本，“一国两制”既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大政方针，也为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间关系赋予全新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强化“一国两制”话语权建构，对塑造和提升两岸及港澳民众的国家意识、身份认知和情感共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理论回顾
话语分析源起语言学和修辞学，于20世纪50年代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首次提出〔1〕。作为“一个集语言符号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于一身的统一体”〔2〕，话语及其在社会互动中的使用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和认知框架的形成、传播与维持。藉助系列语言符号，话语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形塑知识、意义、主题和身份。“国际话语权”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以主权国家为典型施动行为体，凸显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话语权利”强调“表达的自由”，取决于国际社会相关准则的权威性和制度化水平；“话语权力”本质为“话语的影响力”，是“物质权力观”在非物质性语言层面的延伸，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实力地位成正相关〔3〕。在国际战略竞争背景下争夺中国在香港“一国两制”政策领域的话语权，既是维护中国自主阐释政策意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导涉港话题讨论的“话语权利”，又是掌握引导议程设置、维护自身形象、化解公关危机的“话语权力”。
媒体新闻作为一种“再现的话语”〔4〕，是运用语言系统叙述建构社会事实的典型产物。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梵·迪克试图打破此前研究对语言-话语、形式-内容、共时-历时的二分割裂，认为新闻话语具有双重维度，即新闻话语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既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意义、主题和身份构建的主体。当前，全球话语体系以媒体为行动主体，舆论性话语权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指向。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作为权威的信息集散地，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政策的重要职责，是国家主流话语的传播者，在塑造社会共识和国家民族身份中具有积极能动作用。其新闻话语建构可被理解为宏观主题的观点语境化或再语境化，以及将事件嵌入媒体文本之中的过程。同时，《人民日报》以自己特殊的叙事身份参与国际舆论、评判国际事务，直接阐发关涉本国利益和国际权益的主张，意图通过话语建构促进国际社会成员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可，体现新闻媒体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权力意义”〔5〕。
二、香港“一国两制”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回顾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为研究资料来源，其最早新闻报道可以追溯到1984年。根据关键时间节点，结合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可以将《人民日报》自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报道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至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通过），这一阶段是香港基本法的讨论与起草期和香港基本法通过时期。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安排。在这期间，《人民日报》报道了大量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讨论和起草工作。香港基本法作为在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基础，旨在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权益。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迅速展开工作，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人民日报》记录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讨论和意见分歧，反映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理解与磨合。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第二阶段为1990年4月至1997年1月，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前重要筹备与过渡期。香港社会在回归前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密集报道了中央政府为确保香港顺利回归所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包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对接等，报道详细介绍了政府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展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视以及港人对回归的期盼和疑虑。期间，《人民日报》还涵盖了香港社会关于“一国两制”的持续讨论，进一步增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理解信任。
第三阶段是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CEPA正式签署），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的磨合与经济低潮期。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正式在港实施，《人民日报》在香港回归后的报道集中反映了回归后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打击。尽管经济一度低迷，但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经济局势。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这一协议增强了两地间的经济联系，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阶段是2003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爆发），这一阶段是香港经济快速发展期与深层次矛盾积累酝酿期。在这一阶段，香港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期，但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矛盾。《人民日报》报道了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合作上的诸多成就，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自由行政策的实施等，中央政府的诸多措施带动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社会矛盾逐步显现。2014年9月，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展现了“一国两制”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第五阶段是2014年9月至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生效），这一阶段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与安全风险期。面对内外挑战，香港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占中”事件后，社会矛盾持续，《人民日报》对香港局势的报道逐年增多，特别是针对部分极端激进分子和外部干预的新闻频繁出现。2019年，“反修例”风波让香港社会再度陷入动荡，中央政府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幷立即生效，标志着中央政府在维护香港安全和稳定方面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
第六阶段是2020年6月至今，这一阶段是香港从“由乱到治”到“由治及兴”的历史转折期。《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国安法的实施大大改善了香港的社会秩序，遏制了暴力活动，极大恢复了公众的安全感。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推进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面对疫情后的挑战和机遇，该阶段的报道强调了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国家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香港正逐步迈向新的繁荣与发展阶段。
［表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的主题建构］
通过对《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和挑战。这些历史事实和重点事件深刻反映出中国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实施和持续支持，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深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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