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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建构主题的关键词频数分布（频数>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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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不同主题的新闻报导变化 |
三、香港“一国两制”话语的主题建构
在对香港“一国两制”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人民日报》涉港新闻报道词频进行萃取分析，以论证“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体系的变化特点，研究发现香港“一国两制”的官方话语建构出了五个主题，分别是主权与统一、民主与法制、发展与融入、安全与稳定、特色与优势，其关键词和代表文本见表1。
［图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建构主题的关键词频数分布（频数＞10）］
具体来说，在“主权与统一”主题下，《人民日报》的报道聚焦于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性，强调“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核心地位。这一主题凸显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报道中反复提到，香港自回归以来，已经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直辖于中央的行政区域，保留了高度自治权。通过强调主权和统一，增强全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同时再次宣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和治理责任，维护国家的核心和整体利益。“民主与法制”主题对“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报道强调了香港基本法作为“一国两制”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幷介绍了全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从制定和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到对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报道显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维持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方面做出的努力。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保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同时增强法律和制度对“一国两制”实践的保障作用，使得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能够在国家框架内有序进行。“发展与融入”主题则突出了香港在回归后的经济政策逐渐与内地经济发展战略对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找准了“国家所需”“港澳所长”的交汇点，通过创新和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CEPA和各种经济合作项目使得香港资金融通、市场建设和产业对接更加顺畅。中央鼓励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融入国家经济体系，藉助国家政策和资源实现经济腾飞，从而增强香港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安全与稳定”主题中，《人民日报》重点报道了包括“占中”事件、“反修例”风波在内的社会动荡事件，幷强调了中央与特区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防范外部势力干预方面的措施。通过报道，公众认识到国家安全法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需求，也是为了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居乐业。该主题意在强调，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发展、秩序的恢复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措施，打击任何破坏香港与国家利益的行为。“特色与优势”主题展示了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在全球金融市场、信息流通和贸易联通方面的独特地位。《人民日报》报道了香港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保持普通法地区的法律体系，维持国际和多元化的营商环境，以及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这些优势使香港成为全球资金、人才和信息的汇聚地，使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以彰显。这一主题说明，通过突出香港的国际化特色和独特优势，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使得香港对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和外交战略发挥积极作用，继续作为中外融通的重要枢纽。
从历时角度看，官方话语前期突出高度自治权，重视对“一国两制”中“两制”的阐释，意图充分激发“两制红利”，维持香港自身优势；中期强调合作发展与制度建设，初现促进市场融通、整合国家资源、加速产业对接的香港与内陆融合发展趋势；后期则聚焦维护民主人权，反对外部干预，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管治力度维护“一国”政治实践（见图2）。同时，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持香港融入中国的国家发展，注重实质性的经济合作和多边协作，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香港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项目，不断推动香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香港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此外，香港还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深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
［图2：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变化］
四、香港“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困境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增强，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近40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体系的变迁正是中国话语权建构发展的一个例证与缩影。一方面，中国依托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和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广泛影响，在话语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拓展新闻媒体业务和文化活动交流，中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也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这揭示出当前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实践面临的多维困境。具体来说，一是中国的话语权建设起步较晚、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等客观因素限制，二是由于中国的话语供给、话语认同、话语分离和话语传播等内生性问题依旧需要理顺。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在话语建构上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香港社会身份认知偏差、香港特殊舆论场环境和美西方干预主义渐行等内生性和外源性困境。
1. 历史溯源：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
自1842年《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港英政府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形塑英国殖民者和香港被殖民者在本体论层面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这种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逻辑的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殖民地话语权，使其丧失文化主体性，最终沦为殖民国家的附属品〔11〕。自开埠以来，港英政府在政治体制、经济贸易、社交规范等领域藉助文本范式和话语标准重新定义、编码和生产香港社会文化知识，肢解香港主体意识，重构香港族群与人种结构。例如，自20世纪20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步建立起“英国人-华人精英-普通香港华人”的阶层等级歧视权力体系，部分华人社会精英或精英团体被英政府鼓励召集参与行政决策，形成了“行政吸纳政治”〔12〕的港英政府与华人精英共治局面。凭藉政治优势，以汇丰、太古等英资集团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逐渐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凭藉利好的国际环境和移民华人的资金与经验，客观上拉动香港经济腾飞。港英政府通过建构“中国人”（包括香港的中国人）即野蛮、落后、需要教化的“他者”形象施行“去中国化”政策，间接打造自身民主、进步的“文明引导者”角色。香港成为西方文化逻辑自我指涉的系统，所有中国意象、民族符号和本土叙事的输入与输出都要经过“英国标准”的筛选与重组，“小英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后殖民”心理结构将国家、民族与历史从香港意识形态结构中抽离，加深一些香港人与母国之间的认知隔阂。
2. 身份偏差：香港社会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归既开辟了香港历史新纪元，又赋予香港社会全新的政治身份和宪政体制。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贯彻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旧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义色彩。香港居民不仅可以轻易从表层制度上区分所谓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而且在认知层面依旧被“后殖民”心理架构所裹挟，甚至出现扭曲的“恋殖情结”。加之香港缺乏内生性文化资源支撑，依赖外生性文化资源挪用，导致自身归属“本土性”的自主建构能力不足，无力扭转殖民者英国、“他者”中国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体间对话的强弱格局，最终导向香港社会形成以“伪主体”意识为特征的身份偏差，削弱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书写”困境。因此，“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治理本质是针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去殖民化”，具备香港社会“转型正义”的性质。
“一国两制”一度面临以国民教育推广失败为显象的国家身份认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为例，一方面，“黄丝”教师群体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优于华夏文明的“文明等级论”，甚至煽动青年参与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等政治激进行动〔13〕；另一方面，培养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的优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国家公民”，认为“繁体字为正统文字”，藉此建立“爱国”“民主”对垒，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离于祖国和前宗主国之间，与“一国两制”处于精神对峙状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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