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这些参预政变的人数不多，而且并未得到莫斯科苏共首脑叶利钦的支持（此人自己拥有野心；与其说是拥护戈尔巴乔夫，不如说是为他自己未来夺权铺路）。政变仅仅维持了两天即告终结；戈尔巴乔夫也恢复了他的职务。史称这是“失败的八月政变”。虽然如此，四个月后，情势严峻到戈尔巴乔夫于圣诞节的当天宣布自己辞职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邦（USSR简称苏联）的寿终正寝。
四、试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真相
正如以上所言，戈氏毕生之心灵均受到一股潜在力量的支配，那就是对斯大林幽灵的反对。因此他的改革，可归纳成两点：自由交集，与组织开放（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加一点很重要的时代背景。由于冷战间的军备竞争（譬如苏联须保持其在核武器的质与量上不落后于美国），再加苏联被美国排斥在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之外。因此，苏联的经济，殆至戈氏主政期间（特别是1980年代的后期），已逐步陷入重重危机。在他徘徊于寻觅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之际，一个可能“押宝”的办法，是不排除全幅“自由化”，从政治到经济。而在此节骨眼时机，正好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几位经济学教授，提出他们高度“专业化”的意见，同意“经济自由化”必须始自“政治体系自由化”。如果苏联有决心以政治体系自由化带动经济自由化（意即削减苏共对经济的钳制），则不出几十个月份（他们蓄意避免说几年）即可见到经济沸腾的成效。因为有此一“插曲”，所以时至今日，坊间仍有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198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上了哈佛教授们的当”！
为求公正起见，我们不妨将此二者视为巧合。戈氏要改革（包括挽救苏联经济）之心意，不容置疑；至于哈佛教授们的意见究竟起了何等作用，姑可存疑。有一点足以显示戈氏改革之意图确实来自他的真心，那就是他对东欧与中欧各附庸国的政策。他鼓励这些附庸国自由独立、脱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他的动机，我们如何解释？据我所知，有一派研究苏联的学者们，认为戈氏如此作，是企图要利用这些前附庸国独立自由后的经济进展，作一个“前车之鉴”，用以说服苏联内部对自由化仍存犹豫的同仁。戈氏应该知道，这些前附庸国对苏联经济的战略价值：譬如任何苏联的出产，在苏联境内售价一块卢布的货物，在任何附庸国境内，其售价当是三倍之多。所以，若非考虑到以上所说“前车之鉴”的作用，戈氏如此的让附庸国独立自由的政策，是什么意思？自砍手脚乎？量他不至于那么愚蠢！
五、结论
如果我们可以引用心理学来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动机，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是针对促使东西冷战的结束。因为，如果为了终止冷战而必须赔上的代价是苏联国体的瓦解，那么戈尔巴乔夫岂非患有精神病（何止愚蠢而已！）。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动机是要改善苏联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度——他要抹灭斯大林式的暴政传统。他如此做，是要给苏联老百姓带来“自由交集”与“组织开放”（一如上述）。但，不争的事实是：他推出的改革，可说是好的动机却带来了没有预期到的极为恶劣的相反的后果。若说这不是人间的悲剧，那什么才是？我这里用的“可说是”，乃有其原因在：因为由某些乐于见到苏联毁灭的人士来看，这对他们而言正是“歪打正着”的好结果。
可是，纵使以“歪打正着”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一点常被忽略的另一组问题？由于苏联解体是未曾预期的结果，单看俄罗斯，在“后苏联”的“重整”与“康复”的艰巨大业上，再加它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间彼此关系的问题上，是多么难以拿捏。譬如俄罗斯自苏联崩溃以来内部调整的不断挣扎，以及对外与乌克兰的冲突，均是这些棘手问题中的具体例子而已。
话说至此，由于讨论苏联之兴亡，我想附带提出一个难以避免的观察：即建立一个强势国家不易，而毁灭它却是相对地比较“容易”。譬如苏联自1917至1947年经过三十年漫长岁月方才建立起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超强大国。相反地，苏联在戈尔巴乔夫1988年改革启动之后，不出三年至1991年底，情势已迫切到他非得宣布自己辞职以及苏联解体（即完全毁灭）不可。想起中国谚语“多难兴邦”，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似乎可加一句“轻言改革足以毁邦”的警语。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动机是值得赞扬的。至于其结果并非他所预期的一节，也值得我们为他惋惜。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以一个结束了“冷战”的英雄走入历史。但比较正确的看法，似乎应该是将他视为拥有崇高理念与宽宏心灵的领导人、而其好心的改革却带来相反的厄运的悲剧人物。我们对戈尔巴乔夫之过世，尽管不能“盖棺定论”，至少他值得我们同情与惋惜。
六、歇笔后附加语
也许有人（亦是“有心之人”）想藉因戈氏改革举动而带来苏联的毁灭，来影射其他共产党政体（可能类似）的下场。认为这些政体的尴尬是：为了维持共产党持续掌权，殆至某个阶段会发觉非改革不可；但改革却难免会促使共产党政权提早灭亡之厄运。
似此大胆的推测，所能起之作用，不外乎二：⑴吓迫北韩不敢改革；⑵影射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终将导致重轁苏联的覆辙。这个表面是“举一反三”的推断，其实暗藏了一个蓄意的毒针。因为它蓄意误导，我们非得正视详加驳斥、以戳穿其荒唐扭曲不可。
在思考层面上，此种推测之毛病，乃基于两个思想上的错乱或不加分辨。第一，它对何种改革（譬如政治改革或经济改革）应该领先问题之错乱。第二，对中苏两个政府领导改革方式大相径庭之未能分辨。
正如上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在先、经济改革随后。而中国邓小平改革的顺序正好相反：是由经济改革开始、而延迟政治开放（这样就不致失控）。戈氏的改革，在做法上先减低了政府对经济管控的功能。譬如，他撤消了政府的“外贸部”、并取消了以往政府对货物定价的政策。虽然没有用“民营（或私有）经济”的词汇，但私营的商店、公司与行号却普遍出现；这正代表了对公营企业的忽视。
与此相反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是先巩固与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主管机构与程序。这些机构负责经济发展上的规划、执行与协调的功能。这些国控机构虽然复杂，但它们均同属于一个庞大而井然有序的组织系统，故能相互照应、合作无间。值得一提的三个机构，包括（A）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B）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C）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他们所主管的经济系统，包含了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以及公私合营（与中外合资）共存的混合体。其中仍以国营企业领先。并以国家机器领导市场；再由市场领导企业。这样的顺序安排，简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苏的改革，完全有战略上的天差地远。何况，戈尔巴乔夫的“人民代表集团政党”的出现，导致苏联共产党的站边，造成最后的失控。这与中国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局面有天壤之别。考虑到这些差异，居然有人硬把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中国邓小平式的改革拉扯到一起，究竟是什么居心？
另外有刻意狡辩的人士，提出一个企图混淆视听的论点，说中国共产党“苟存”迄今，是吸取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所致。这是不顾历史真相的歪曲。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到1988年以后才开始。先后相差至少十年。我们需要反问一句：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向中国的改革模式学习？如果他学习了中国的榜样，苏联可能就不会说垮就垮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0月号，总第2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