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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
中评社╱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刍议 作者：刘凌斌（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摘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始终坚持四大基本原则，做好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幷在总结港澳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优先考虑幷认真解决台湾地区政治体制的改造、军队的去留和整编、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涉外关系和国际参与、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文化教育体系的改造等难题，提前做好相应的制度设计。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大陆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方略，描绘了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路线图。在讲话中，习总书记高屋建瓴，提出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重大政策主张，擘画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的宏伟蓝图。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紧扣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总结港澳实践的经验教训，研究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就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大陆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文件可以窥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早先学界多称之为“台湾模式”）的制度设计与“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既有构想的大致轮廓来看，统一后台湾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事和行政人员驻台。换言之，在“一国两制”实践于台湾的既有制度设计中，台湾地区享有的自治程度似乎比“一国两制”港澳模式更高，在各界看来是一种“更宽松”的实施方案。然而，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40多年来国际政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祖国大陆发展日新月异、两岸综合实力对比差距不断拉大，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临的时空背景与这一科学构想形成之初时乃至港澳回归实施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两岸关系形势和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总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经验，总结“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经验教训，加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力度，进一步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包容度和现实可行性。
本文尝试从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始终坚持的四大基本原则、做好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总结港澳实践的经验教训和优先考虑的重要制度设计等方面，针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提出若干探索性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始终坚持四大基本原则
一是“一个中国”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①“‘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②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同样适用于探索和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一个中国”的完整性、神圣性，避免为了快速统一而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留下过多模糊空间和灰色地带，避免未来两岸即使形式统一，却可能留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甚至“台独”的后遗症。③
二是与时俱进原则。
党的十九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岸关系也进入了“融合发展，遏‘独’促统”的新时代。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对国际政经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冲击超乎想象，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面临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重大深刻变化。因此，未来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必须因应新时代国内外环境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充分汲取“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经验教训，充分吸收大陆对台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不断探索与完善“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两岸在探索和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大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对台湾方面做出的承诺作为重要参考。但时移世易，国际环境、岛内政局与两岸实力对比都发生了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一国两制”的政策设计也应当与时俱进，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我们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原封不动地照搬30多年前大陆领导人做出的承诺，“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④应当因时制宜，根据形势变化适当进行取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和“参照”当年的这些承诺，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三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原则。
这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其旨在确保两岸统一后，中央政府能够对台湾地区行使有效管辖。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必须确保国家整体安全、中央在台湾地区的主权行使以及未来两岸双方的发展利益。这就要求未来在研究和设计台湾地区的高度自治权时，必须确保不损害国家主权、不危害国家安全，同时有利于两岸的发展利益尤其是台湾的长治久安，避免“台独”势力死灰复燃，避免台湾留下治理失序、社会动荡的祸根；更要尽可能削弱外来势力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影响，避免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将台湾当作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
四是权责相符、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方面，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充分”的论述，⑤充分考虑给予台湾民众享有统一后的各种权益与好处，依法保障台湾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立法规范台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应明确规定统一后作为中国公民的台湾同胞在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反对“台独”分裂与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方面必须履行的义务。
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做好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
经由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相继顺利回归祖国以来20多年的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构想，而是成为在港澳地区经受住考验的实践探索和现实制度。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充分借鉴“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成功经验，设置回归前的过渡期是“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对构建台湾方案的重要借鉴意义之所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高度重视两岸统一之前的过渡时期的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聚同化异，解决分歧，凝聚共识，消除彼此隔阂，拉近心理距离，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两岸统一少走弯路，确保统一后台湾的治理绩效与长治久安。
具体而言，如果两岸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以和平统一方式实现国家统一，那么，在上述前提下，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相衔接的两岸统一之前的过渡时期，可以设想分为“融合发展”“和平谈判”“统一谈判”和“实施统一”四个阶段，分别以两岸和平协议、两岸统一协议的签署以及《台湾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宪制性法律）的制定作为各个阶段的划分依据。
做好两岸统一之前的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必须重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探索以“一国两制”作为规范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两岸政治关系的可能性。部分岛内政治人物和台湾学者有意将大陆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过来表述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认为两岸关系的现状就是“一国两制”，解决两岸统一问题，首先要将“一国两制”就地合法化，然后再通过两岸协商谈判来实现“和平统一”。⑥2018年初岛内统派媒体《旺报》亦曾发表社论指出，面对两岸关系日趋紧张的不利情势，“两岸一中，现状就是两制”应是推动两岸相向而行的可行方案，值得台当局思辨。尽管“两岸关系现状已经是‘一国两制’”的这种解释与大陆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在内涵上存在重大差异，⑦与大陆“一国两制”的精神不尽一致，但其致力于化解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疑虑、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和追求终极统一的良苦用心，颇值得肯定。由此观之，大陆不妨见招拆招，可以尝试对上述观点作出善意回应，如授权代表性涉台学者撰文发声，与台湾方面探讨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来界定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两岸政治关系的可能性，力争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争取统派和深蓝政治势力的支持，为破除“一国两制”在岛内遭遇的污名化、引导台湾民众重新认识“一国两制”开辟新路径。
二是注重现阶段对台政策与两岸统一终局安排的对接。现阶段大陆的对台工作重点在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持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在陆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等，在政策设计上应当更加精准有效，更加着眼长远，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清除制度障碍，夯实民意基础。
三、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总结港澳实践的经验教训
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香港各界人士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征程，为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一方面，香港民主政制不断依法推进，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民生事业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香港的对外联系更加广泛，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国际影响持续扩大。回归以来，香港政府效能、法治水平等多项指标均大幅提升，竞争力和自由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人均预期寿命位居世界前列。不但如此，香港还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肺炎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得到巩固，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与香港相比，澳门人口少、经济体量小，“一国两制”在澳门实施所引发的关注度远不及前者。但回归20多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民主政制有序推进，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同时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整体发展中，保持了繁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总体而言，在香港和澳门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举世瞩目的，但不乏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在香港，社会贫富差距、住房等民生问题突出，经济上产业结构不合理，教育上国民教育缺失，政治上“去殖民化”成效不彰、民众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不强。在诸多新问题的影响下，香港激进“本土主义”和“港独”分裂意识不断发酵，与内地的矛盾和冲突有所激化，外部势力也趁机加强渗透和介入。这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使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幷直接导致近年来先后发生了2012年“反国教”、2014年“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这不仅使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成本大幅上升，还严重影响了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对国家主权安全造成威胁。香港面临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一度面临巨大挑战。澳门深入推行“一国两制”实践同样面临一些问题，如对行政机构的有效监督不足容易滋生贪腐弊案、人心稳定与人心回归需要进一步加强、博彩业“一业独大”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所需人才短缺、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分配不均加深阶层矛盾、社团数量膨胀导致社会利益“碎片化”加剧、外部势力干预澳门内部事务等，这给澳门特区的有效治理造成一定挑战。
因此，必须客观全面系统总结20多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实践的经验教训，坚持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克服和化解上述问题与挑战，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2020年中以来，从香港国安法落地、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律政司就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设立专门检控科、行政长官依法指定国安案件审理法官，到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再到推动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标志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已基本形成，为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取得更大发展成就保驾护航。
同样的，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念建构和制度设计的进程中，必须充分总结“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经验教训。毋庸置疑，无论从两岸在政治定位上的重大分歧、“拒统趋‘独’”的岛内民意结构来看，还是从“台独”分裂势力阻挠、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尤其是美日等国加大力度打“台湾牌”试图“以台制华”）来看，两岸统一进程都比港澳回归过程要复杂和艰难得多，面临的风险挑战也要艰巨得多。因此，实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既要区别于港澳模式，又要充分考虑台湾历史和现状的复杂性、特殊性，兼顾到岛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特点，更要探索符合台湾地区治理规律的制度安排，从而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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