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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地区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 |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新冠疫情及两岸合作治理——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 作者：宫高杰（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徐梦琪（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生
【摘要】自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地区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疫情的安全风险不断扩大。目前，台湾地区的新冠疫情发展呈现潜在性、扩散性、不确定性等多重特征。而台湾当局在应对疫情局势上凸显颓势。缺乏系统的防疫应急体系导致难以有效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信息掌握不对称引发民众的恐慌心理。民进党当局更是将疫情政治化，藉抗疫之名图谋加入世卫组织。根据非传统安全理论，两岸未来可以“共享安全”为原则，促进两岸防疫经验互学互鉴；以“有效安全”为目标，增强两岸疫情合作的互适性；以“安全机制”为框架，建构两岸常态化的疫情合作制度，打造两岸抗疫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升两岸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合作治理水平，有效解决此次疫情带来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一直以来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安全威胁，而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复杂性、关联性、破坏性等表征也让世界各国和地区间不断树立起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寻求有效的应对举措。新冠疫情作为新型传染性疾病，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各行为体的互动交往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聚焦于台湾地区新一轮的疫情发展态势，台湾地区未来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高位感染和确诊期。台湾地区此轮疫情是否具有一些新的表现和特征？面对新一波疫情冲击，台湾地区为何显现出“抗疫疲乏”之颓势和陷入防疫之安全困境？两岸未来在新冠疫情防疫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层面是否有可发展的空间？本文通过藉助非传统安全相关理论，试图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及在台湾地区的适用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人类和国际社会的焦点议题，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的问题，其本质都会回归到安全议题上来。而安全的指涉范围广、产生的影响大，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无论是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还是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亦或是经济、生物、环境等其他安全，其核心要义都在于安全二字，传统与非传统、经济与环境等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一）安全的内涵与类属
对于安全的认知，学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国内外学界多以主观认知或主客观结合视角来看待安全的涵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认为安全与生存密不可分，“当一个问题被表述为对所指涉对象构成生存的威胁时，安全问题就产生了”，但他们幷不狭隘地认识安全，认为安全具有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指涉。〔1〕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对布赞等人的“安全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认为该理论仅将安全视为一种认知和言语上的体现，“无法把握和体现当代国际政治进程以及复杂的交流制度之间的关系”，主张适当扩大安全化理论的适用和解释范围。〔2〕奥利·维夫（Ole W.ver）以过程视角来解释安全的维度，强调安全作为“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形成以意图为基础，以一种“言语上的政治行为”确认安全问题的存在，〔3〕因为“言语不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动”。〔4〕也有学者从主客观结合视角来解读安全的涵义，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一种“免于威胁的自由”。〔5〕大陆学者王逸舟将“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作为安全讨论的起点，是主客观结合论的支持者。〔6〕余潇枫等将安全视为心理上的一种状态，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观结合基础上强调安全的主观成分。〔7〕台湾学者张登及从安全的类别出发，认为所有类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个核心的概念——“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旧采用的是主客观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对安全内涵的辨析进一步引发了对安全的外延——安全类属的探讨。由安全所衍生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形成正式的分野，学界也多以此为划分。陆忠伟等就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展和延伸，将非传统安全视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国家实体以外更广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和威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稳定与安全的跨国性安全问题”，通过藉助比较分析来寻求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核心内涵。〔9〕朱锋将非传统安全视为安全理论范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将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向了广义的人的安全。〔10〕陈先才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即“安全观念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也认同前述陆忠伟的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归结于“非政治和军事威胁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安全问题”。〔11〕但李开盛等人则主张回归安全理论本身，将安全指涉对象和主导价值作为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认为以冷战结束的时间框架作为区分两种安全形态的方法较为笼统，不能够对安全的学科体系进行清晰呈现。〔12〕台湾学者黄秋龙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这样的互动会使安全的范围、层次、领域相应的扩大化”。〔13〕一些区域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安全的主观性所带来的局限，约恩·多思（J.rn Dosch）在对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发现，由于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不一致，往往导致东盟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决策与实践，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也停留于纸面。〔14〕大卫·阿拉塞（David Arase）认为非传统安全更聚焦于人的安全而弱化国家的安全，他将威胁来源的非军事性作为划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15〕对于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跨区域威胁，学界集中于对不同次区域的竞争与冲突作为研究背景，试图在这样的安全进程中寻求良方，以解决不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6〕
（二）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议程与局限
对于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与两岸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学界在表现、成因、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制度化建设视角来看，张文生等系统论述了影响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几大因素，认为要解决两岸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行动机制和信任措施。〔17〕从安全的价值观视角来看，唐桦等侧重于两岸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共有价值观视角建构两岸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新路径，认为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有助于“塑造两岸民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又将为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奠定心理基础。〔18〕回归安全的本质，从广义的人类安全视角出发，台湾地区学者王昆义等认为，由于两岸间的任何非政治议题都可能被“安全化”，因此若要实现两岸在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需超越安全的政治意涵，回归到人的安全上来，通过塑造共同的安全认知，实现跨越争议的安全合作。〔19〕对于疫情安全的分析，台湾地区学者以非传统安全主体视角分析了国际组织、国家、民众等在应对疫情时显现出的局限和不足，但观点有失偏颇。〔20〕
从前述研究来看，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探讨以及适用性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纠结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概念界定，从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学术界就没有停止过对非传统安全核心内涵的争论。不可否认，对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和理论赋值固然重要，但对于非传统安全理论如何适用于国际社会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切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的适用过程中去丰富和延展它的内涵，才是理论的真正价值所在。二是对于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两岸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的研究中，当前的研究偏向于宏观的过程分析和路径梳理，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升华。且研究的周期较为久远，时间间隔较长，多为10年前对两岸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缺乏持续性的追踪，对当下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环境认知较为薄弱。众所周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特性就在于其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性造就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需具备持续性探索的能力。尤其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多次肆虐全球，给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损失。加上疫情变化多端、表现多样、扩散性强、破坏力大，在短期内给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安全威胁。因此，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尽管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全球化日益加剧和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非传统安全理论对认识当前台湾社会的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对肆虐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应对和治理，依旧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理论的适用性。本文以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表现特性为借鉴，通过藉此来尝试分析台湾地区近期以来的新冠疫情所表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厘清台湾地区疫情爆发背后一些既存和新发的安全困境和动因。幷藉助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去安全化”过程，尝试建构两岸应对新冠疫情的安全治理新路径。
二、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特性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幷未达成完全一致，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认知和标准，诸如跨地域性、不确定性、周期性等特征。〔21〕此轮新冠疫情自2022年3月以来来势汹汹，不仅对上海等大陆城市造成极大的安全冲击，也使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猛增。纵观这一波疫情的发生，既有以往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性，也有着疫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一些特性。
（一）疫情来源的始发性
疫情来源的始发性指这类安全问题属于新型的、过去极少见到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的情势，现在却变得逐渐的普遍化与现实性，当下也没有有效的方法因应其威胁。〔22〕由于这类安全威胁类型多样、产生源头复杂、威胁来源十分隐蔽，爆发的时间地点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人类社会对其认知也不够全面，甚至只能在其发生之后，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对这类安全问题的既有认知。但是疫情一旦发生就能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危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
台湾地区此轮疫情的爆发可追溯到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XE”，首例“XE”病例来自于3月中旬从捷克进入台湾地区的女性病例。此类病毒最早在英国境内被发现，随后英国迅速出现数百例感染病例，但目前国际社会对“XE”毒株的认识十分有限。“XE”毒株是由Omicron的两种变异毒株的结合体变异而成，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传染性。〔23〕但究竟为何会首次在英国发现该毒株，以及是否能对“XE”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对象有效掌握，目前都尚未有明确的信息。伴随着疫苗接种的时间变化，其防疫效果也在降低。在应对新型的变种毒株时，疫苗能否起到有效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也未可知。台湾地区自检测出首例“XE”毒株后，由于对病毒认知的局限性和国际社会相关应对经验的缺乏，幷没有采取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进行有效防疫。而是采用了先前的防疫制度和预警等级，致使4月下旬开始确诊病例迅速激增。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变化，自身的属性也在发生着变异，人们缺乏对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知和信息掌握不全面，短期内难以发现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具有的共性，其安全威胁形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4〕“XE”毒株的这种始发性导致在应对疫情的方法和途径上的不确定性，整个台湾地区有面临防疫崩盘的极大风险。
（二）疫情传递的扩散性
扩散性是非传统安全的另一大突出特征。正是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扩散性特征，国际社会才会如此重视非传统安全带来的众多问题。因为扩散性会引发非传统安全在时空上的爆发、在数量上的扩大化、在影响上的威胁性。相较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此轮疫情的扩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此次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变化发展，在疫情传递的扩散性过程中呈现以下形态。一是疫情扩散速度极快、传染性极强。台湾地区自2022年4月中上旬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下旬疫情开始发生量变，4月28日开始新冠疫情本土确诊人数首次破万，且人数极速增加，此后确诊人数一直持续在万数的高位。5月3日开始岛内新增本土病例突破两万，此后一直呈现出以万人为单位的增长趋势。二是疫情扩散在地域上呈“全岛爆炸”的趋势。从城市分布来看，从1月初至今，全台22个县市区的现有的本土病例均在1000例以上，超过2/3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5万例，台湾本岛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3万例。从地域分布来看，台湾本岛北部成为此轮疫情的风暴中心。北部台北、新北、桃园三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40万例，其中新北市截至7月1日已达84万多例。〔25〕疫情发展也呈现沿海岸线蔓延的态势，台湾本岛西部沿海县市普遍要比东部的宜兰、花莲、台东等沿海县市的疫情严重。三是此轮疫情对于高龄及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有极大威胁性。台湾地区此轮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继2021年底形成的第二个疫情死亡峰值群。从当前确诊病例中的死亡病例来看，疫情致死的病例中主要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且其中从未接种疫苗的死亡比例更高。从4月26日至6月上旬死亡病例呈逐渐上升趋势。〔26〕从病因上看，尽管大多病例不是直接由疫情所导致的死亡。但也说明一点，此轮疫情中的“XE”毒株会诱发其他基础疾病，且诱发性强，间接致死率高，对民众的生命威胁度极高。〔27〕
（三）疫情应对的疲乏性
新冠疫情较之以往的SARS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言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持续周期极长，且呈现多轮疫情反复爆发的态势。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可能长期与新冠疫情形成共存局面。但这种共存不是“躺平”的共存，而是积极预防、应对的共存。由于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大，加上致死率总体不高。长此以往，作为受到威胁的安全主体——人类可能会显现出应对疫情的懈怠心态。
目前，民进党当局应对这一轮新的疫情，幷未提升其应对级别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应对举措。对新一轮疫情的认识上不主动、不全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迎战”准备。面对新型未知的“XE”毒株，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政策，反而效仿新加坡等国，实行开放性的管理措施，但又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做足超前准备就开放“躺平”。在此轮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及时提醒和引导民众加强防疫，让民众误以为和之前疫情影响没有两样，放松了戒备心态。就在此轮疫情正值确诊高峰期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时，台湾地区卫生部门却将“入境”检疫时间自5月9日开始从14天缩短为7天，而给出的理由是“XE”毒株的潜伏期短且较为温和。〔28〕在错误的时间向民众释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对于疫情的过于乐观和大意心态也凸显出台湾当局的力不从心和面对疫情“谨慎免疫”的颓势。此外，由于防疫成本急剧增加，台湾地区防疫管理部门采取所谓的“低社会成本”防疫模式，即感染者“居家检疫”（stay-home-quarantine）或“居家隔离”（stay-home-isolation）模式，〔29〕但如何确认民众是否自觉“居家隔离”，台湾防疫部门则没有给出任何对策，凸显出对此轮疫情的不够重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居家隔离和救治条件，目前连检测是否感染的快筛试剂都出现巨大缺口，更不用说其他的医疗物资。一些潜在感染病例成为所谓的“确诊黑数”，无法及时得到救治，反而使疫情扩散加剧。这一系列的压力和操作，只能说明民进党当局对于疫情应对出现了“疲乏”心态，对疫情的威胁产生了“自动免疫”的幻觉，也导致民众降低了对疫情的戒备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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