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启动了超强的隔离性管制与全国性动员，将疫情防控与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
中评社╱题：多重风险治理大考中的民族复兴之路 作者：田飞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2018年以来，中国的复兴之路面临着来自三个相关维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维度，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确定了中美竞争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备的知识与制度公共品，强化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深度经贸合作，并藉助“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经济战略域外空间和资源，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弹性抗压体系；第二，“一国两制”维度，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领域，是中国与世界就现代化议题达成底线共识与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国以强烈的现代化意愿和主权节制性建构了一种对主权国家宪制秩序有所偏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初的台湾大选造成“一国两制”的观念认同危机及制度模仿扩展的困难，“香港台湾化”成为对抗性政治趋势；第三，2020年初爆发扩散的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暴露出中国主体性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集体行动能力的诸多短板，中国启动了超强的隔离性管制与全国性动员，将疫情防控与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经济负面影响与社会合作短缺也不断浮现，“多难兴邦”再次成为复兴道路上的现实性挑战。
引言：新时代的风险治理大考
共同体起于危机，民族复兴之路多艰。中国文明与政治建构历来具有超越种族和主权领土的普遍性诉求，将自身繁荣稳定与其他族群的共同发展作为“天下”尺度里的相关事物加以考量和实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谋求的是一种超国家的各民族普遍自由解放，这种解放具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意义，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天下秩序重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意义上展开了精致饱满的新世界观与秩序建构前景。中国自身的结构性变迁，是当代世界体系最大的调节性和建构性力量。中国走向复兴的历史道路既需要一种回溯文明的保守性力量，也需要一种进取世界的创新性力量，因而所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张力必然前所未有。
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尾随者国家”，而必然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文明领导型国家。中国发展道路的再次清晰化与“新时代”的历史自觉有关，表现在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初的宪法修正上，中国决心依靠自身的文明与政治立场展开长期的改革探索，在自我塑造的同时塑造一个被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式天下秩序。在中国的战略澄清条件下，中国内外的压力因素必然聚集，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双轨层面的挑战必然加大。随着中国转向自主性的民族复兴之路，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想像与期待落空，转而寻求以新冷战及全面脱钩的方式孤立和封锁中国。
2018年以来，中国的复兴之路面临着来自三个相关维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维度，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确定了中美竞争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备的知识与制度公共品，强化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深度经贸合作，并藉助“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经济战略域外空间和资源，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弹性化抗压体系；第二，“一国两制”维度，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领域，是中国与世界就现代化议题达成底线共识与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国以强烈的现代化意愿和主权节制性建构了一种对主权国家宪制秩序有所偏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初的台湾大选造成“一国两制”的观念认同危机及制度模仿扩展的困难，“香港台湾化”成为对抗性政治趋势；第三，2020年初爆发扩散的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暴露出中国主体性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集体行动能力的诸多短板，中国启动了超强的隔离性管制与全国性动员，将疫情防控与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经济负面影响与社会合作短缺也不断浮现，“多难兴邦”再次成为复兴道路上的现实性挑战。
这三个维度存在密切联系，主体性国家治理是最内核与最关键的基础，是维系“一国两制”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这些张力和困难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必然需要经历和克服的，它们的相对集中只是因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基础与战略方向已然成形，模糊空间与猜想成分基本挤出。从中国应对上述治理挑战的表现和结果来看，中美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定，是和局，展现了实力和原则，亦表现了合作与改革的意愿及空间；香港反修例史无前例，挑战甚大，但中央对香港的地位与角色有了更清晰认知，有助于国家战略的调整及对港管治的改进。而台湾大选及社会本土化与国民党的“离岸”倾向，显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压力重重，主场统一不容回避；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正在中央介入、全国动员与全球合作的治理合力下得到有效防控，其暴露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短板正好对应于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细规划而成为新时代治理改革的最佳素材、动力和契机。这些刺激反应的经验和过程，正是民族复兴之路的关键印记。
一、“美式天下”与中国角色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假战争”，因为：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不等于不公正，美国找错了贸易失衡的症结，转移内部政治社会矛盾，打了一场以“贸易”为名的霸权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2017年底已形成对华政策新共识，将中国识别为“第一号对手”，以冷战思考和方式全面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中美两国都声称要维护既定的国际法秩序，要求对方遵守“规则”。201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呼吁全球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对此甚为诧异，认为此次参会仿佛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美的价值观与政策主张似乎已“乾坤颠倒”。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开放性价值宣示和政策主张相比，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则有着逆全球化、强烈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浓重印记。中国以“天下”文明思维对世界体系与世界事务提出见解，贡献力量，创新制度，是具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当性的。然而，美国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可以对世界有何贡献，而是中国的进取心与进取战略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何种竞争与消解的后果。
美国关心的从来不是“天下”，而是“谁之天下”。以“天下体系”研究闻名海内外的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曾经回应过外国学者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论”，后者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解释为“美式天下”而忽视了“天下”的中国文明属性。事实上，“天下”在中国政治哲学范畴内具有特定化的文明内涵，是中国人身份认同与秩序建构的最理想概念。中国人的秩序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个道德周全的体系。其中“修身”是偏向主体性的概念，强调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将自身准备好，但不是发展成一个与整体对立的权利主体，而是自我教化为一个融入并贡献于整体的“君子”。而“家”、“国”、“天下”则是君子从事治理实践的三个渐次扩展性范畴，根据自身道德与能力资格予以匹配，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贤能政治”传统。家治理的理想标准是“齐”，国治理的理想标准是“治”，而天下治理的理想标准是“平”。这一立足于中国文化人格与贤能治理范式的“天下”不是西方历史与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中国春秋公羊学传统下的历史哲学之“三世说”主张“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的政治演化论，也是对天下秩序的一种精致演绎。既往中国学界曾有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三代之治在英美”等，这些是近代中西交流初始阶段国人精英心理的过度刺激反应，有自卑比附情结，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
无论如何，“美式天下”在权力意志与秩序意义上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是西方1500年以来之“地理大发现秩序”内外交错累积的最终成果，也是法兰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论”的主要经验依据。吊诡的是，美国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战胜了西方另一条历史路线的代表苏联，就直接宣称冷战胜利与历史终结，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国家的命运似乎只是对西方体系内获胜者的膜拜与模仿而已。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期待正是中国经由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及西方发展援助而纳入“美式天下”，成为西方“历史终结”的最关键东方个案。美国误解了中国，也误解了中国文明。
“美式天下”的关键性缺陷在于：平等伦理仅限于西方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化”的个体，亦即文明国际法与人权。现代国际法起源于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契约，对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与地区本来不适用，如果适用则需要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这就使得西方的世界秩序无法真正容纳其他文明的同尺度理想和制度合理性，因而无法与其他文明的普遍价值真正相容。人权则是西方思想库中孕育出的最具穿透力和解构性的概念，不仅在其内部作为民主扩展和社会平等的价值基础，而且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着个体与整体的拆解程序，造成非西方国家民主转型及西化进程中文明的自我解构、生活范式的自我否定以及对西方的严格依附。这是西方全球化与“颜色革命”的秘密。这一进程造成了大量“失败国家”，即便是民主转型有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普遍难以自立，在文化与政治上存在激进要素，且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和西方的保护体系。个体人权的解放带来文化合法性与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依附，这是“美式天下”的“无形帝国”政治技艺，但其文化与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美式天下”的政治与经济分工体系内，不平等与控制机制无处不在，“棱镜门”式的监控网络、美军基地的“全球化”、美元量化宽松的“剪羊毛”策略以及美国法律“长臂管辖”的制裁体系，构成无法反抗、难以反思、无力抗衡与突破的“铁罩”。
中美贸易战根源于中国政经体制的自主性与发展优势对“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战，也根源于“美式天下”固有的对非西方文明的严格敌意。西方文明并非对非西方文明完全无法容纳，在历史长河中也曾多有互动吸收，只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无法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复兴与权力表达。西方可以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可爱的“博物馆文明”或民间人类学意义上的“风俗文明”，但无法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规范视野中，中国是没有文明地位的，即便因其体量而不得不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只能是符合美国定义的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其责任内涵与承担方式由美国来分配、监督甚至问责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发展与美国的规训失败，造成了中美贸易战及“新冷战”的发生，这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初期节点。
且不论美国在香港反修例与台湾大选中的直接干预，美国在近期武汉新冠肺炎危机中的表现亦可折射“新冷战”的战略寒光：美国的道义援助与合作机制启动迟缓；美国产生了种族主义的反华小高潮，典型如《华尔街日报》2月3日的“亚洲病夫论”；美国政客乘机进行中美“脱钩”的鹰派操作和舆论引导，损害中美关系及中国利益；美国不适当宣布对中国的航运禁令并带动其他国家“封锁”中国；美国在台湾问题、华为问题上乘人之危，持续扰乱中国，妨碍疫情防控。这表明，疫情中的中国尽管获得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同情、理解、支持与合作，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冷战”动作却频频展现，根本上还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与中国及中国文明和平相处的意愿，而将中国战略性锁定为“苏联第二”。
当然，美国也是多元的，始终存在战略实用派和战略鹰派的区分，前者倾向于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从中获得超额利益，后者则无视经贸利益而径取遏制甚至颠覆中国的冷战利益。特朗普主义介乎二者之间，是美国实用主义与鹰派冷战主义的某种奇特结合。美国民主党的弹劾失败与特朗普对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达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基础。然而特朗普毕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内的美国总统，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他对“冷战”不热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贸易利益和冷战利益之间求得动态平衡，争取政治连任及美国再次复兴的历史定位。因此，尽管中美贸易战一度有“泰山压顶”之势，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结构弹性、美国与其盟友利益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立足政治团结和经贸开放的辩证策略，在较长时段内仍可大致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和局，为民族复兴争取尽可能延长的时空余地。
二、香港台湾化与“一国两制”挑战
“一国两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制度桥梁，但这是一座双向通行的桥梁，而不是单向设定的方向标。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来看，“一国两制”具有国家统一和经济现代化的双重价值，其中是否隐含着制度现代化的期待和目标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谓的“内地台湾化”或“内地香港化”，而是内地与港澳台在“一国”的文化与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及制度现代化。因而，“一国两制”是中国长期现代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复兴事业的杠杆和动力。这一逻辑隐伏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之中，彰显于邓小平具体规划和推进的国家统一事业之中，在港澳先期收获，在台湾凝聚成“九二共识”并持续推进和平发展与渐进统一。
这一进程本来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共识与事业。然而，现代中国的主权统一与国家建构无法摆脱地缘政治及列强霸权阴影。台湾问题之所以成形，与美国对二战后远东国际法秩序的修正有关，也与中国建国、中苏联盟及朝鲜战争带来的战略再平衡压力有关。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恢复及获得列强承认的历史，但这种承认始终是有条件、有斗争及充满不确定性的。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中断。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国承诺的“断交、废约、撤军”始终留有折扣及余地，《与台湾关系法》始终留有冷战与遏制战略的尾巴，近些年伴随中美关系恶化而更有回潮逆流。2018年以来，美国涉台立法不断升级，逐步突破中国国家利益与主权秩序的底线，引发中美关系进一步裂变及中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警惕和反制。
香港问题不仅有美国在《香港政策法》下的持续干预，也有台湾的长期政治经营和文化渗透。在港英时代，香港是两岸政权政治博弈的重要战场，大陆保留香港殖民地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台湾则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策略基地。台湾政治的本土化与民主化，既打击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又进一步隔断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最低限度政治文化认同，终于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及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导致了“九二共识”观念危机及两岸进一步的“离岸”状态和对抗。从任何一个指标来看，台湾的政治本土化都在充当香港的榜样和示范。“香港台湾化”不是一个新颖命题，而是香港回归以来的一条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暗线，占中运动将这条暗线显明化，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则将之主流化。港独台独之互动，当然不是纯粹的地方性分离事件，而是中美关系前沿战略性拉锯的一个缩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