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台湾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包括：其一，“一国两制”出现观念认同危机，香港反修例黑暴派和台湾太阳花新世代凝聚成“反中”价值联盟，破坏“一国两制”的“一国”前提，而缺失这一前提就等同于港独和台独，从而挑战和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其二，“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临阻断风险，香港反修例帮助蔡英文胜选，也帮助了台湾岛内独派势力的政治夺权与文化整肃，使得既往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互动条件遭到结构性破坏；其三，外部干预更加有藉口，无底线，以直接立法、现场援助及秘密战线等多种方式介入，港台的爱国统一力量陷入一定程度的孤立、无力甚至分裂状态；其四，中国主权秩序内部的“冷战”风险加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争议无可化解，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造成直接损害；其五，港台的分离取向造成对内地的网络渗透、价值倒灌及政治挑战，对内地政治安全与治理现代化构成持续性威胁。
香港台湾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台湾当局与台湾社会的所谓“制度自信”。台湾对抗“一国两制”的政治理由是“民主”，认为台湾民主无法与大陆的非民主体制共存，甚至提出只有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两岸才可政治谈判。这是对“一国两制”宪制智慧与和平善意的极大误解，或者有意的曲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条路线，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各有其历史根据及合理性，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挑战下逐步完善其价值与制度，甚至包括民主、平等之类的社会正义观念也来源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不是只有“冷战”一种模式。“一国两制”就是要开创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相处之道，这是伟大的人类和平事业。台湾则以一己之私及民主价值观的虚妄主张，将“一国两制”加以污名化。当然，“民主”理由在国民党的教义范畴内也是存在的，只是国民党属于民族主义政党，在政治文化基因上具有中国大一统认同，故有“九二共识”之达成。民进党则坚决斩断了两岸之间的文化历史纽带，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大搞“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制造媒体世界的“一言堂”，以本土政治正确凌驾一中宪制秩序与多元社会生活，导致台湾社会民众无法正确接触、讨论和接受“一国两制”的完整意涵与制度智慧，也无法“免于恐惧”地参与两岸协商和互动。2020年初生效的《反渗透法》标志着“绿色戒严时代”的到来。
2020年1月11日的台湾大选，蔡英文高票当选，韩国瑜落败。这是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在选举政治的诱导下，在台湾本土化的绝对正确压力下，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论述空间不断遭受侵蚀，甚至出现了“中间化”乃至于“绿化”的趋势：一方面，国民党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却是进一步“去中国化”，违背国民党立党宗旨；另一方面，国民党党主席竞选中出现了“郝龙斌现象”，立场论述从“九二共识”进一步后退，向民进党立场靠拢。国民党的“政治割据主义”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语境化的现实压力，但根本原则丧失所带来的政治代价更大。如果国民党思考的只是岛内选举政治利益，而丧失国家民族大义及两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与担当，就真的变成“台湾国民党”而永远不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贡献了。是仅仅着眼于岛内选举分利而丧失原则，还是坚持原则而有所谋划和担当，是对这个百年老党的一次生死考验。
在香港台湾化与港台分离主义影响下，港台在国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现出的敌意、疏离感和自私性是令人忧虑的。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阻挠台商包机返台，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变相封关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医护罢工和黑暴派寻衅进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平；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何韵诗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危机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笔者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类传统疾病，并宣布这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是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武汉当局的信息迟延与治理不作为被视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国家介入后实施了超强的隔离管制、全民防疫动员、全国性支援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更换问责措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作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中国而言，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问题，而是复杂的制度实验、制度竞争与制度建构问题。但是，中国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环境下，国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实际体验、比较及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治理比较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外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
从危机事件的时间轴线来看，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确认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多例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同日抵达武汉开展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健委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早期监测与通报工作未能确定新病毒的“人传人”特征与规律，中央与地方均未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紧急疫情应对程序采取强有力规制措施，导致预警迟延，疫情有所扩散。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层的权威决断与最高级别专家组的权威判断下出现结构性转机：其一，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其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型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及14名医护人员感染。国家卫健委于同日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跟进采取相应的超强隔离管制措施并开展社区动员与精细防治工作。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纳入“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在中央监督性介入、全国动员与全球合作的基础上，疫情防控进入了有序的制度化阶段，但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疫情“拐点”尚难准确预期，内外舆论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质疑不断转移“热点”，甚至存在对体制根本合法性的疑问，也存在带节奏和别有用心的谣言和政治企图。抗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疫情政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席卷政界、学界和内外舆论，也成为今年初中国公共领域最受关注及参与度最高的公共议题。如果说全球治理与“一国两制”领域的治理考验对中国而言还存在一定的战略余地和距离的话，武汉疫情防控下的治理大考则要求中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治理答卷，在抗疫过程中展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协调力和价值证明力。在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直接而严峻的考验和重塑。
治理评估的层面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选择若干关键领域和议题加以分析：
第一，信息治理。武汉地方当局之所以预警迟延，造成全国被动，既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集权化信息发布机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回避预警信息与管治责任以及谣言治理中过度严厉执法和维稳式思维有关。典型的“李文亮事件”显示出公众对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滞后的不满，“吹哨人”与“造谣者”的网络形象对峙凸显公众对一种开放透明型治理的规范性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唐兴华先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从法官立场对武汉的谣言治理提出了批评。然而，这不是武汉个例，而是中国整体治理改革转型的一个事件缩影。地方政府的治理仍然高度依赖于一种权力主导型的封闭维稳模式，而对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认同与制度适应。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治理现代化”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规划，推进的是同一方向上的治理改革进程。
第二，央地治理。“武汉—湖北—中央”在这一场疫情治理的决策链条上处于法律分配的不同位置，担负不同的治理责任。《传染病防治法》对央地职权有所分配，偏向于中央集权控制，这有一定的立法正当性，因为疫情防治事关多部门权力及资源动员，中央的持份权更大。问题是，法律同时授予了地方对预警信息及临时管制措施的决定权，而地方怠于行使这些权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懒政”思维与责任伦理的结构性衰退。周雪光教授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分析过中国的央地治理逻辑，质疑了“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根本张力，而其在近期关于武汉新冠肺炎危机的学术访谈中再次重申了既往观点。周雪光的理论分析框架偏向于一种分权治理，其批评性分析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有合理之处，但其观察视野缺乏对中国集权体制历史基础与宪制张力的更深入分析。中国的央地关系在历史上反复调适，最终走向一种中央集权模式，由国家主动承担超额的治理成本而达成对地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所寻求的治理现代化不是以拆解中央集权为基本目标或代价，而是确保中央集权条件下寻求对地方治理的精细化制度设计、激励与监督。中国是地方发展极其不平衡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其繁荣稳定与高度统一的中央权力息息相关，也与中央权力对地方治理的政策调控精确性和激励机制有效性有关，但治理改革若以牺牲中央权力为目标，则制度结果就不是理想性分权，而是分崩离析。中央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湖北高级干部的轮换问责，是从组织人事权逻辑对地方治理的监督和调整，而未来制度改革亦将从此次治理危机中做出更严格和准确的检讨及修正。
第三，文化治理。疫情治理中，除了“吹哨人”与“造谣者”的对立之外，还存在“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的对立。日本援华物资的“口号艺术”大获成功，不仅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唐诗妙语，还有一系列的官方及民间援助活动的文宣折射出对中华文化古典性的熟知和认同。相比“加油”之类的日常俗化语言以及中国民间社区管制中“凶神恶煞”的宣传标语，这种可追溯至中国文化深处的诗句即刻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神经与文化良知。网络上固然有所谓的“精日分子”的乘机炒作，但更多的网民是基于对中国公共语言的典雅性忧虑而发声呼吁的。中国公共语言经历过近现代百余年激进变革及改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典雅型文化规范的距离有所疏远，而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必然要求一种面向典雅规范重建过程的文化治理。我们不是推崇日本，而是痛责我们为何长久遗落了中华文化的瑰宝精华并让我们的生活思维与表达充满“暴力”成分。新时代的文化治理提出了中华文化本位的目标，但百年积淀之文化更新更化，并非短期可成，需久久为功。
第四，法律治理。“李文亮事件”是维稳法律治理的典型事件，而其所受的“训诫”处罚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治安管理处罚”，类似于一种教育和警示措施。尽管这种“训诫”并无实际处罚内容，但对于医院公职人员有较强的威慑性，对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也有“寒蝉效应”。缺乏法治区分理性的法律治理，混杂着法律、政策和裁量基准，导致一线执法人员“从紧从严”的执法习惯，从而造成对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偏离，妨碍了社会公众与官方之间的风险信息交流、理性商谈及共识化预警决策。与武汉警方执法错失相比，“大理紧急征用案”则暴露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法律及滥用地方行政征用权的制度弊端，幸好有网络民意监督及中央的监督性介入才得到及时纠正，否则全国性的抗疫秩序必然遭到地方割据性的阻隔，而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将遭到严重削弱。为了统一法律解释与执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了疫情防控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家监察委向武汉派出了专门调查组，法律人共同体对各地政府行为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专业意见批评和监督，提出了相关的立法或修法建议，网络民意监督对于法律秩序维护亦起到矫正作用。这些机制和力量是“全面依法治国”所依赖的重要治理资源，在疫情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共同体治理。疫情风险是对共同体秩序的重大考验，也是价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共同体秩序区分为“家”、“国”、“天下”三个层次，抗疫的隔离规制有助于“家”的重温与治理，而在“国”与“天下”层次分别对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则需要更复杂的思考和应对。重大疫情的风险治理是对新时代、新治理与全新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价值与制度考验，中国面向世界的共同体建构与塑造之信用基础取决于风险治理的规范性、层次性与有效性，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次彰显和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历史机遇。共同体起于危机，塑造于集体行动，完成于制度理性的规则化建构。
结语：民族复兴，负重前行
对中国新时代而言，没有人想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是这样开局的，而且连接着之前年份相当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现出世界大转型时段千转百回之历史风情。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台湾大选及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内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不是中国的主观失误所致，而是中国客观成长及治理要求不断提升的结果。2018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在知识和制度上准备好如何做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者，并一度引发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积极期待。这是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根本误解，也是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之价值滥用和视野局限性。中国与西方之关系从长时段、大历史来看，应当是平等、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文明内部是存在和平发展的天下主义共同体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观与“异教—冷战”思维妨碍了西方真正以平等伦理与中国相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对中国的战略怀疑和遏制，贸易战只是藉口和第一步，而冷战思维与各式遏制行动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中美关系之裂变必然引发中国国家治理的刺激反应，在“一国两制”领域便出现了伴随性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台湾大选，造成对“一国两制”主要示范区及未来突破区的观念认同危机，造成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性对冲。武汉肺炎危机缺乏西方“阴谋论”的充分证据，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但西方势力显然对此有政治利用，而国内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间性的异议力量受到激发亦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治理”行为。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是立足新时代基本体制与命题的治理现代化改革。
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必然是充满风险与挑战的，目前呈现出的治理危机是长久潜伏积累之内外张力和矛盾的汇聚爆发，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应对危机，从中学习、反思与进步，以负责任的负重前行，在多层次治理实践中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到底是什么的重大命题，共同塑造和见证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轴心时代”。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