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美国政治中科技右翼的崛起及影响 作者：张薇薇（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萌（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一批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改支持民主党的传统立场，大举押注特朗普，幷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获得空前的政治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直接进入政府，主管重要事务。他们被称为科技右翼。这群人主要来自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国防科技、航空航天等新兴和前沿技术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引领力量。他们信奉技术至上主义、推崇精英政治和技术治国，强烈主张动用美国国家权力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他们与美国最高国家权力的结合，不仅有望重构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也将对全球科技和政治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一批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涌向台前，其中不少人在特朗普获胜后进入政府任职，如马斯克一度执掌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大卫·萨克斯出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主管等。这些硅谷人士被称为“科技右翼”。他们是成功的科技精英、亿万富豪级别的企业家，主张通过科技创新重构社会秩序。这一人群的突然闯入及与美国最高权力的紧密捆绑，给美国政治带来强烈震荡。
一、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及基本理念
（一）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
科技右翼是对一群持保守主义政治观、极度强调个体创新和市场自由的硅谷科技企业家和投资人的统称。他们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鲜明支持特朗普。其代表人物和主要业务领域如下页表。①
由下页表可以看出，首先，科技右翼成员的运营和投资业务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国防科技、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新兴和前沿技术领域。他们是新一轮科技浪潮中潮头的冲浪者，把握着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其次，他们中不少人都与彼得·蒂尔有着长期、深厚的联系。蒂尔被视为科技右翼的一个核心人物，围绕他形成一个“蒂尔圈”。大卫·萨克斯与彼得·蒂尔自斯坦福读书期间就是好友，两人曾共同撰写《多样性之谜：斯坦福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不宽容政治》，对美国校园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批判。埃隆·马斯克曾与蒂尔一起创立贝宝，乔·朗斯代尔与蒂尔创办了帕兰提尔科技，肯·豪厄里与蒂尔创立了贝宝和创始人基金，吉姆·奥尼尔曾担任蒂尔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特雷·斯蒂芬曾是蒂尔的员工等。第三，科技右翼成员之间有密切的相互投资与合作关系，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得·蒂尔旗下的风投公司，投资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和神经链路公司，以及拉齐的安杜里尔工业公司等；帕兰提尔科技同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多次联合竞标美国国防部项目，幷共同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战场管理系统。杰瑞德·艾萨克曼数次通过资助、直接参与或委托运营等形式，支持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开展包括商业太空旅行计划、“北极星黎明”等多个项目。马斯克、艾萨克曼等支持幷持有加密货币。这类商业合作和利益捆绑强化了科技右翼成员之间的纽带、扩展了群体影响力。
［表］
(二)科技右翼的基本理念
除密切的商业联系外，科技右翼群体在一些基本理念上也拥有共识。
一是信奉技术至上，反对政府监管和审查。科技右翼视技术发展为基本人权，认为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和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途径。他们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决策系统、区块链技术有利于重建信任，生物技术能够克服人类生理局限等。因而在技术发展阶段，应该尽可能减少政府监管和伦理约束，专注于极致创新。科技右翼对拜登政府时期的“重监管”极度不满。拜登政府出台的《关于安全、可靠、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备忘录》《关于确保负责任地发展数字资产的行政令》等，要求对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实施持续监管，这些都令科技右翼极度不满。
二是质疑现代民主制度，推崇精英政治和技术治国。彼得·蒂尔和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深刻影响了科技右翼的政治观念。蒂尔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崇尚个人绝对自由，认为民主幷不是治理的最佳形式，因为民主会导致低效和无能。他认为更高效的治理应由技术专才和企业领袖来主导。雅文则是反民主、反平等的黑暗启蒙运动（Dark Enlightenment）的领袖人物。他认为美国民主是个失败的实验，主张以技术精英主导的寡头政治，或一种类似于企业治理结构的、负责任的君主制取代民主体制，幷将“集中决策”、“算法优化”等硅谷科技企业的治理模式应用于治理国家。②
三是反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DEI），支持根据才能和贡献选拔人才。DEI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衍生出反种族歧视、维护妇女权利、LGBTQ（多元性别）、气候正义等多种运动。科技右翼普遍认为，DEI无助于提升工作效率且造成组织内部的分裂与对立。科技右翼大都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强调效率优先和优胜劣汰，主张人应该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非族群身份来获取成功，必须去除对DEI的追求，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带动企业和社会整体发展。
四是主张强化美国全球技术霸权。科技右翼将技术实力视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认为技术霸权是实现经济与政治霸权的基础，美国应通过持续领先全球技术变革与创新，巩固和强化全球霸主地位。在科技右翼看来，技术权力是重塑国际规则、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绝佳工具，比如马斯克的“星链”项目，所有使用其服务的国家就不得不接受其技术规则和数据管理模式。外国对“星链”的依赖越大，在政治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就越大。科技右翼主张美国政府用强势外交推动本国技术全球扩散，如对欧盟施压，要求其回撤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各类监管障碍等。
二、科技右翼登顶美国政治的背景
尽管从比例上看，右翼在美国科技界不占主流，但他们诉求强烈，彼此联系、密切协作，且注重通过大量、长期的政治捐款和游说，培养美国政客中的极右倾向。面对近年美国社会右翼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和民粹运动的兴起，硅谷的右翼企业家顺势而为，借力这股潮流，成功与其代言人特朗普捆绑，最终促成硅谷右翼的权力狂欢。
彼得·蒂尔是硅谷右翼的核心人物，他在21世纪初将注意力投向政治，力图通过扶植一批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家来改变美国政治面貌和方向。2016年，蒂尔瞄准了特朗普，认为他在一些关于美国的基本问题上与自己看法非常一致，且其性格特点有利于赢得总统大选。于是，蒂尔开始公开支持特朗普，成为其在硅谷的最早支持者。特朗普获胜后，蒂尔作为其支持者中为数不多的亿万富翁受到重视，进入其过渡团队执行委员会。蒂尔将其核心圈子成员介绍给特朗普，幷向其列出了一份150人的名单，供其任命高级政务官时考虑，最终名单中有十几人获得任命。在特朗普首届总统任期内，蒂尔组织特朗普与硅谷的科技领袖会面，成为总统与科技界的重要纽带。③
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后，蒂尔开始支持其他有类似议程的共和党候选人，尤其是自己的“圈中人”。2022年的中期选举，蒂尔向16名联邦级共和党候选人捐赠了超过3500万美元，其中12人获胜。胜利者中蒂尔最青睐的是JD·万斯，共捐资1500万美元助其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据悉，这笔捐款是参议院候选人获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④万斯是蒂尔的门徒，在青年时代就崇拜蒂尔，在其指导和支持下进入风险投资界和政界。2020年，蒂尔出资支持万斯创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也是在蒂尔的影响下，万斯对特朗普的态度由批评转为支持，又被后者选为竞选副手，最终成功成为副总统。除万斯外，蒂尔还向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和议员进行了多次小额捐赠，包括威斯康星州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迈克·沃尔兹等，主要目的是用雄厚的财力排挤掉更温和的共和党候选人。⑤
2024年的美国大选，埃隆·马斯克凭藉大手笔的捐助和高调的台前表现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科技富豪。他于2024年7月正式宣布支持特朗普竞选，在随后几个月里豪掷2.7亿美元。2022年，马斯克斥资440亿美元买下“推特”，更名为X，幷大幅放松平台的言论审核政策。随后，X上右翼和保守派人士的活跃度显着增加，X也成为右翼政治力量集结的一个平台。
硅谷的加密货币行业同样积极介入美国政治。在2024年选举中，泰勒和卡梅隆·温克莱沃斯这对双胞胎加密货币大亨在大选前数月持续游说特朗普，还向其捐赠了价值100万美元的比特币。加密货币投资家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维茨也投入数百万美元支持特朗普竞选。在国会选举中，加密货币行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国会竞选投放了1.31亿美元，以帮助支持加密货币的议员胜选。最终，有274名支持加密货币的候选人当选众议院议员，20名当选参议员。⑥
三、新科技寡头政治的影响
2025年1月，拜登在告别演讲中指出“一个拥有极度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政治正在美国形成”。⑦拜登指的就是硅谷的右翼科技力量与特朗普政权之间新建立起的“技术-资本-权力”共生关系。寡头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少数拥有极大资源和影响力的精英操控政权，服务其自身利益需求，而这些利益需求幷不总与公共利益一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发展之际，美国的新科技寡头政治不仅将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带来显着影响，亦将给其他国家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激烈冲击。
（一）有望重构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亦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撕裂。
科技右翼的金钱政治与MAGA的草根能量相结合，共同成就了2024年大选特朗普的胜利。不过这两股力量的诉求在政策重点和施行路径上都有很大不同。特朗普如何处理团队中相互冲突的诉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的政治走向和国内秩序。
硅谷的科技寡头正以广泛而隐蔽的方式改造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态。站队特朗普的科技企业，凭藉与国家最高权力的结合，将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倾斜。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行业是两个最为突出的行业。大卫·萨克斯主导下的政策必将反映这两个领域的硅谷大亨们利益诉求，助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国防科技领域，老牌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军工企业日渐式微，后起之秀如帕兰提尔和安杜里尔则蒸蒸日上，此外还有一众新兴人工智能武器和军用系统企业摩拳擦掌。特朗普重视国防现代化和先进军事技术研发，对国防支出重点的调整将给伊庇鲁斯（Epirus）、火风暴实验室（Firestorm Labs）、萨罗尼克（Saronic）等专注于战斗无人机、智能武器、智能防空系统、军用自主操作系统研发的新兴企业提供更多机会，由此可能逐渐形成新的军工复合体。⑧能源领域，鉴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的巨大能源需求，特朗普将一边大力倡导传统能源开采，一边支持新型核能发展。因而，有望去除对核电建设的许多政策限制，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将成为新兴热点。专攻这方面技术的企业，及铀矿等核燃料生产商、核能技术基础设施公司等，可能迎来快速发展。⑨事实上，除了直接的巨额经济利益外，这些新贵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将全面掌控国家能源、通信、金融、数字、安全等重要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幷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在媒体领域，特朗普胜选后，扎克伯格就宣布停止Meta的事实核查机制，幷不再主动审查和移民、LGBTQ性别认同有关的争议和仇恨言论，而以“言论自由”为优先。加上在竞选中就已改变左翼立场的杰夫·贝索斯，以及买下推特幷将其更名为X的马斯克，美国舆论中右翼的声音将显着增强。特朗普上任后更明显表现出优待保守派媒体的倾向。作为国家中重要的“第四权力”，媒体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议程设定和权力的运行。
科技右翼对国家政权的强力影响亦可能加重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撕裂。科技右翼拥护精英政治、推崇技术治国，这会导致传统民主机制中公众参与的削弱。科技右翼是一群全球化的赢家，本质上支持全球化和自由竞争，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促进社会公平与普遍福祉不是其优先考虑，这极易造成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受损的状况。MAGA运动的操盘手史蒂夫·班农就指责科技右翼是一群“技术封建主义者”，“将普通人当作数字农奴”，和其他精英一样漠视社会公平。⑩如果特朗普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两派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幷且美国无法复制之前的成功经验——用有绝对优势的超前技术带领美国社会整体走出泥沼——则美国的不平等和社会撕裂都将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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