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又中：经济合作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之消长
谈国际新秩序和安全机制，既可以从国际层面切入，也可以从区域层面来谈谈这个话题。
“无政府状态但是有秩序”
新秩序和安全机制相互依赖
就国际层面来说，刚才几个专家都讲了自己的很好的见解，我这里祇是补充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个就是对于国际新秩序的提出，我们要看到，在二十世纪下半期首先是由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后发国家，对于在一种公平的秩序下面求得大家共同的发展而提出的这样一种诉求。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形成，现在看来有两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一个时间点就是苏东解体；另一个时间点就是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这两个时间点，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当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至于现在对于国际秩序究竟怎么判断？在我看来，已经有这种趋势，就是现在的国际秩序已经不是霍布斯式的那种秩序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康德式的秩序。我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就是现在的国际新秩序正在构建过程当中，并且这种秩序可以将之界定为“无政府状态但是有秩序”的这样一种秩序。这与两极格局时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点，就是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安全机制这两者，应该说是相互依赖的。就是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过程，有助于能够保证国际共同安全这样一个机制的建立。反过来说，国际共同安全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两者是相互依赖的。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是否必然
保证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消除
从区域层面，我提出一个问题，并逐步作出我的一些解答。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东亚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长之间的关系。
因为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在进行当中，在发展当中。十加三机制在构建，同时东亚地区的国家也寄希望于东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有这么一个设想。而实际上，东亚地区各国经济特别是贸易之间的联系确实是越来越密切。这与中国大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我们有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整合了东亚地区不少国家的经济流。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不是必然就能够保证东亚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不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就既不利于东亚各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合作，也不利于再树立信心促使东亚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
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合作的程度，和该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但是，假如要想使这个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消除得更快一些，那就还要看一看这个地区推动该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些情形，一些具体情况。
欧共体经验的四大前提条件
远的不说，从战后的情形来看，特别是从欧洲战后的情况来看，经济合作导致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有几个前提条件。一个前提条件是，这个地区没有领土争端和战略性资源的相互争夺。因为经济合作的伙伴，在合作的领域内首先都是主导性产业领域展开合作，而不是仅仅在一般的贸易领域展开合作。欧共体在那种时代背景下面、在那种产业结构的条件下，当时是在煤、钢这种当时占主导性的产业里面展开合作。
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想使区域的经济合作有助于这个区域的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就是要有一个或者两个大国主导这种经济合作，并且由他们为这个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第三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合作伙伴之间，有比较高的政治互信。而能够实现这种政治互信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伙伴之间那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扩张型的民族主义，收敛了。就是不再存在那种消极的、扩张型的民族主义。没有这个条件，也难以建立起政治互信。
第四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合作伙伴之间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纽带，在一些根本的价值观上能够相互沟通。
东亚经济合作能否产生
欧盟那样的效果尚待观察
用这种历史来关照当今的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对东亚地区目前的这种经济合作，是否就必然有助于这个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消除，不是非常乐观。
因为这个地区目前还没有全部具备能够促进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消除的条件。其中，现在在这个地区，还存在领土争端，存在战略资源的争夺。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在主导产业领域里面进行，就是这种合作还是一种低密度的，更多地是在贸易领域；即使是在现在的信息领域，其分工也不是很合理，合作的密度也是有限的。
从第二个前提条件来看，就是东亚地区目前还没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国家来主导这种经济合作。我们说中国在这种经济合作当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甚至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但是东亚地区还没有一两个大国来主导这种经济合作。这与当初美国以及后来的法德两国在北大西洋里头、以及后来的欧共体里头，那种主导的情形不同。并且，也没有一两个大国为东亚地区提供安全保障。而目前为东亚地区提供保障的，倒是来自这个地区之外的力量。如美国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国际提供安全保障。
而东亚地区现在正在进行经济合作的伙伴之间，还没有建立起高度的政治互信。这当然也是与东亚地区还有很多领土争端、还存在战略性资源的争夺有关系，当然同历史上的一些恩怨也有关系。
从第四个应该具备的前提条件看，也就是文化的纽带、价值观念共同性来看，东亚地区应该说文化的多样性是特别明显的。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有助于各国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地区的各国之间深化经济合作、消除不信任，进而消除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不一定有积极作用。
因此，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将来会对这个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还是站得比较高的，以自己很多方面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同时也主动地与这些国家之间加深信任。如果从中国现在在东亚地区的作为来看，我们要持一定的乐观态度。而且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力量的进一步增长，中国和东亚地区其他周边国家在领土纠纷、战略资源占有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也可以在稍微长一点的时期内，或许能够使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能够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过程当中，逐步消除。
孙君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文化安全是国际安全核心
从国际安全的内容上来讲，我想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在国际安全领域当中，我们常常讲到政治安全，尤其是与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方面，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还有文化安全，在这三者之间也有一种互动关系。对于这种相互关系，我认为应该建立这么一种安全观念，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指文化安全，“两个基本点”是指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另一个是经济安全。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文化安全应该是核心，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是两个支柱。
为什么这么讲？我认为无论是经济安全也好、政治安全也好，其最后的沉淀，都是以文化安全的形态表示出来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将来国际秩序的建立，实际上是能否有一种认同？就是对将来要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恐怕形成不了什么秩序，也形成不了什么样的安全机制。
同时我们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想，也存在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要以其文化安全为核心。为什么这样讲？从历史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成吉思汗是非常伟大，但是我们想一想，成吉思汗 后代所建立的元帝国，在中国统治了八十一、二年，然后就从中原地带退出了。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其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文化的不认同。或者说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没有吸收中原的文化，或者吸收的不够。与此相对对应，距离我们最近的是满清王朝，也是一种异域的文化到中原来统治。有意思的是，满清是用暴力的方式来到中原，但是到中原以后认同了汉文化；认同了汉文化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在中原统治了超过两百五十年。
这种状况，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对满清来讲，它的文化变了，结果满族及其政权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变了；从其文化上来讲，它没有安全了。可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的安全，我们有了，是因为文化传承下来了，我们的文化融合了它。这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认同，就是在对大中华社会秩序的认同上，才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
从世界历史上，也存在这样一些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人就是通过圣经的记载，通过这种文化的东西，最后建国。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们建国？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凝聚起来？原来是文化的不安全造成了他们的分裂，现在是文化的东西又让他们凝聚在一起。同时我们又看到，犹太人的问题造成了他们在中东地区，对阿拉伯文化造成了这么一种不安全的影响。
文化台独给中国造成不安全感
而从现实来讲，也有文化安全方面的东西造成我们对安全的一种危机感，一种深层次的危机感。我们刚从台湾回来，我们知道台独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台海地区的和平，影响到现有的亚太秩序，影响到亚太的安全。实际上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最让我们感到成为隐患的是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这是不得了的，将来即使大陆通过某种方式把台湾收回来，但是因为文化的不认同，会不会带来不安全？
我认为，文化安全相对于经济安全，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在安全当中起到一种核心的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考虑将来国际秩序的建立，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是不是也要考虑到文化安全的因素？或者从这个角度来给它一种解读，或者一种建构。
我的结论就是说，在未来的安全机制当中，要考虑文化安全的因素，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也好，地区的也好、国家的也好。这里面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存不存在全球性的价值观？站在全球性价值观的基础上，才会形成全球性的一些文化。祇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对国际性的秩序与安全的认同。另外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共同的秩序观？
这两个问题，我认为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因为这将最终决定着我们认识国际秩序、国际安全机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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