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中国应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增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
从现在国际上各种学派的互动来讲，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学派的、国际法学派的，等等，如何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秩序，是整个国际范围内学术界的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家和学者都提出很多新的主张。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国际新秩序这个概念既然是由中国人提出的（邓小平一九八八年提出），它应该是中国式的一种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思想结合的一个产物。比如我们说要发展、推动多极化的趋势，多极化就是一种有关国际格局的设想，是对权力安排的一种考虑。就是说，我们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考虑，里面包含了我们对权力安排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认为两极未必是合理的，美国现在这种作为唯一一超的单极化的世界，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有一个多极化的推动，形成一个多极化的权力安排。
我对多极化的理解，它并不是按照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所说的那种大国政治，或者说强权政治的格局安排。多极化的因素应该包含有更多的多元化的意涵，就是除了这些重要的国家发挥作用之外，还是应该强调世界上广大国家所共同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注意到，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除了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发展以外，又加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是将二者并列称呼的。所以我们说，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挥作用，才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才能有利于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应该说，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的考虑。
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
具参与者和改革者双重角色
除此以外，我们还强调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础来建构新秩序。我们也非常强调要维护国际法的尊严，要发挥国际法的作用；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我们现在特别是与美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对国际制度、机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中国大量地、积极的参与了各种国际制度，据统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了包括条约、协议、各种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名列前几位。我们参与的程度、比率，可能是最高的行列。比如加入世贸，每年参加的各种多边谈判是大量的，从经济、贸易到金融，以至于到国际政治、安全机制从参与，都是很多的，而且是越来越多。尽管此中很多制度是霸权国创立的，也就是美国创立的，但是我们也是积极地参与。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说，中国对于国际新秩序的缔造或者建构，绝不扮演挑战者的角色，包括不挑战作为霸权国美国所建构的很多制度，而是扮演一个参与者的角色，甚至是积极地融入和参与。但是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取向。就是我们提出国际新秩序的概念，显然是存在着国际旧秩序，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甚至是安全方面，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但是我们又不挑战这个旧的秩序，无论从能力来讲，还是从能否达到改变旧秩序、缔造新秩序这个目标来讲，我们都不会扮演挑战者的角色。
但是，我们同时在外交政策中已经体现出，我们也是旧的秩序改革者，就是具有参与者和改革者双重的角色定位。我们很多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创意，或者具体实施的外交政策，都体现出改革的倾向，尽管我们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态度。
要重视新安全机制的作用
按照国际关系理论来讲，安全是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讲，祇要这个国家是理性的，安全是其首要考虑的。安全的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在国际上是属于高级政治，而经贸问题、科技合作问题祇是属于低级政治。所以，安全问题历来为很多国家所看重。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安全事务领域，又最不容易形成制度，或者说最不容易形成秩序，且在这个问题上常常发生对抗。因为在安全问题上，或者说穿了就是生存的问题上，国家之间发生了对抗。而由于国家之间这种对抗，采取的是零和的博弈论模式，所以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理性的、同时又是自私的行为模式，就是自助。
当绝大多数国家采取自助的形式从事其国际行为的时候，在安全领域就很不容易形成制度，因为制度是一个多边的、互动的产物。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冷战到后冷战这样一个转型，实际上各种国家对安全的需求又特别大。这是一个矛盾，而且这种需求还在不断增长，很多的关于安全的问题必须去处理。所以在后冷战时代我们又看到，在安全问题的处理上有一些比较好的迹象，就是大家提出一个概念叫安全机制，或者叫安全制度。要建立安全机制，作为很多国家包括那些重要的大国，提出来作为很重要的战略目标要加以对待，并且我们已经看到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
所谓安全机制或者安全制度，就是对安全事务处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安排。这里面一个是依靠国际法的传统作用，另外就是依靠REGIME的作用。
而这里面需要区分的是，安全机制或者制度，首先与安全同盟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处理安全问题，大量采用过结盟这种方式。而结盟有着很大的弊端－－一个是要树立假想敌，必须是有假想敌才能结成二者或者三者之间的同盟。第二个特点就是，这种同盟有着安全条约的捆绑，所以无论过去中苏、中朝签订的那种条约，还是美国和台湾签订的那种条约、美国和日本签订的安保条约，其中最关键的一款就是在安全问题上拴在一块。就是一但一国受到进攻，其他的所有签约国都要上，对于各国的行为就有严重的束缚。这种安全机制或者制度，与传统的安全同盟或者说结盟不一样，就是它没有什么固定的敌人。我们在新的时代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没有说是因为树立了敌人，才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没有固定敌人，甚至没有假想敌。
再一个方面也是针对前面的特点，就是条约的束缚，安全捆绑的束缚。对安全机制而言，并没有固定条约的束缚。会发表一些声明或者签署一些文件，但是与安保条约或者安全同盟条约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基本上是按照一个黄金规则在做事。国际制度研究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黄金规则，就是说大家要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不好。大家通过这样一种较为松弛的约束，在安全问题上促使大家能够产生合作，避免对抗和矛盾。
免除“错误的知觉”对海峡两岸很重要
新的安全机制与集体安全不一样，主要说是它没有那么多的空想的成分，集体安全多少有些空泛的地方。安全机制更加务实，更加有效，因为它适合一般国际制度的基本功能的发挥。因为国际机制有这样几个好处，就是因为这种制度或者机制，一个是提供了相互行为的有效预期。因为原来很多事情是没有预期的，没有预期就产生不确定姓，不确定性就容易产生混乱，就要有矛盾、对抗乃至打仗。而现在是能够与你凝聚、塑造有效的预期，国家之间的行为就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理性。第二是能够提供很好的信息沟通的机会。原来信息不畅、信息无法沟通，是导致国际冲突第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对冷战的研究，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双方是“MISS PERCEPTION”，就是“错误的知觉”导致双方最后的冲突，走向战场。
现在也有用这种观点研究两岸的，就是两岸领导人和两岸的社会，是不是也存在着“MISS PERCEPTION”，互不理解。越不理解，越凝聚敌意。按照霍布斯螺旋上升的理论，最后失控。就是说原来是可控制的，但是由于“误解MISS PERCEPTION”，走到一个终点就是发生最后的冲突。
所以在信息沟通上，制度这个东西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因为有了制度，大家要通过一个制度的形式来输送这种信息，解决这种信息失灵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的功能。还有一个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国家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是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比如不确定性、无法凝聚有效预期，就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但是有了制度，就可以减少这种交易成本。所以我们看到后冷战时代，新的安全机制形成，基本上能够发挥上述国际制度一般的好的功能，所以能够促进国际上的安全的合作。安全机制形成以后，确实对于很多国家处理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具体的问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对那些大国之间，处理那些过去是难解难分的问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中美之间从现实主义角度讲，确实有很多对抗的成分，但是双方也都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甚至合作，这样就对缓解中美之间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可以设想，中美之间肯定就是冷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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