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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已变，调整改革思维迫在眉睫

http://www.CRNTT.com   2010-03-04 14:08:44

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接近0.5，从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进入最不平均的国家之列。这在中国社会的主要资本存量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公有的情况下，本来很难理解，这不能不归结为计划统治的最大社会遗产，即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这个遗产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价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公开的身份歧视推动了令人目眩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却使劳动分享的收入比例在总体上不断下降，以至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和配合。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不过是这种发展方式的自然结果。 城市化：不是太慢，而是太畸形 　　要澄清的一个最大误解是，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是城市化太慢。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开始加速，近12年来年平均增加1.3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期的两倍左右，绝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国在5年内城市化率就超过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过75%，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提前实现现代化。如果保持近年的加速度，意味着中国要在今后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这是绝对惊人的速度。政府和国人都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极可能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 　　因此，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很多人呼吁的，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发展。如果盲目地加快，搞不好就会出现有些地方的“农民上楼致贫”、进城的人没有生计，变成失地农民和被挤压的市民都不满意的“被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郊区农民土地、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必须牢记1958年“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正确的目标也需要正确的途径，否则仍然可能导致灾难。 　　因此，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部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质量太差、发展畸形。畸形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助推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其核心是中国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断了农民转为市民这个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进程。 2.5亿人的“陷阱”：进不来，难回去 　　从社会整体结构上看，主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几亿农民（外出打工约1.5亿人，在本地打工的约1亿人），不算家属已达2.5亿人，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直系亲属，超过了现在中国城镇全部户籍人口，但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又越来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这个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障碍。 　　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加剧、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的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给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这个中心谈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 　　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已经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三三制结构：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三分之一人口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是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安的根源。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格局。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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