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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杜甫诗歌在清代台湾的传播与接受 | |
http://www.CRNTT.com 2024-11-19 00:11:03 |
3.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肇兴对杜诗的接受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如: 凄怆杜陵叟,流离辽海客。家乡在何处,远望泪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宪命往南北投联庄遇乱避居牛牯岭即事述怀》) 拾橡杜陵叟,负薪朱买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贫。〔33〕(《山居漫兴》) 吾宁学杜甫,悲歌以当哭。〔34〕(《卜居》) 狨啼鬼啸人踪断,杜老悲歌空自叹。〔35〕(《相逢行赠曾汝泉》) 可见,“悲歌”是陈肇兴杜诗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怀集杜二十首序》所说“盖家国之慨,前后同归;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尔”。〔36〕 陈肇兴杜诗接受还表现在其“以诗纪史”的创作实践中。除前面所论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诗稿》七八卷即为其记录戴潮春事件整个过程的诗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诗《花朝喜闻官军罗山大捷嘉围以解》:“横海谁登大将坛,指挥万骑入罗山。民能死守真知义,贼纵生逃半不还。报国有心欣得间,请缨无路且偷闲。百花满眼添生意,似为官军一破颜。”〔37〕清军收复嘉义,陈肇兴心情无比高兴。“百花满眼”二句,状其欣喜之情,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绝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诗稿序》云:“读至七八卷,觉当日戴万生之乱状历历如现,可藉以知台湾往昔之史迹。其关系于文献,固不少矣。”〔38〕杨珠浦《陈肇兴先生略传》亦云:“迨同治元年戴万生变,先生慨然投笔从军。彰城陷,只身冒险,逃入集集。日则奋练强悍民番,援官军诛叛逆;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亡将士,语多忠诚壮烈。”〔39〕 综上分析,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始于清代大陆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现为台湾诗人的主动接受,其标志即为李逢时的读杜诗、陈肇兴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诗,其中尤以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最为突出。陈肇兴组诗前后《从军行》作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而集杜二十首、次韵北征作于戴潮春事件爆发期间,背景不同,但忠义之情一以贯之,充分表征了其崇尚杜甫忠君爱国之情,陈懋烈《陶村诗稿题词》之二云:“数载书生戎马间,杜陵史笔纪瀛寰。采风若选东征集,咄咄吟中见一斑。”〔40〕见其“诗史”意义。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反映了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基本面貌。同时,陈肇兴杜诗接受还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其杜诗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02-1895)》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1&ZD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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