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两检”符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初衷
田飞龙：“反动派”所调用的一些基本语言，比如自阉说、割地说、最大倒退说之类的说法，实际上把香港想象成一个似乎是独立于国家领土之外的地方，似乎在表达香港的土地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根据基本法，香港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只是基本法通过专门条款授权特区政府自主地管理土地，而且土地收益不上交中央财政。这其实是国家对香港的一种特别的授权，并不表明香港的土地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香港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特区政府可以基于高度自治，对土地的使用用途以一种有利于香港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方式作出灵活安排，比如“一地两检”内地口岸区的设置安排。其实“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的初衷是允许这一安排的，尽管基本法因为年代相隔的原因没有为“一地两检”提供直接的某一具体条文的许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原则，以及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合法性确认，其实为“一地两检”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宪制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要求香港的法律界以及香港社会去承认人大在基本法上的决定权，这种决定权本身就包含解释和发展基本法的宪制意涵。
“反对派”的设想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反对派”所设想的通过司法复核来挑战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也挑战本地立法会的草案，这样的想象基本上无法实现。因为特区的法院经过回归以来人大释法多次规训和监督指引，对中央的权力和权威在法理上及在宪制性程序上也表现出高度的认可和尊重，并且“一地两检”本身是惠及香港各阶层的一个民生工程，它与“占中”、普选不同。
因此这次香港的“反对派”，无论在法理上还是民意、民生意义上，都站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之所以不得不站在这个不利的位置，还是因为其内心中默默追求完全自治。但在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新时代，这种想法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是边缘化的，也反映出香港回归以来，“反对派”精英整体在意识形态上及对“一国两制”的准确理解上，并没有真正跟上中央的期待，没有真正对“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有深入的理解，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会比较长时段地影响香港“反对派”对“一国两制”发展前景的判断。包括“一地两检”在内的一些问题，本来只是“一国两制”顺理成章的一个发展，他们却理解为是回归以来最大的“倒退”，这种倒退认知反映出他们对事物判断的思路和视角没有“进步”，其实是他们本身对时代精神和国家发展不认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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