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战略为香港“二次飞跃”提供新机遇
中评社问：您之前接受中评社采访时曾提到，香港社会目前存在的经济结构老化、贫富分化严重、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您认为香港应如何借力中央，来促进社会发展的转型和调整？
田飞龙：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其回归以来的基本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在发达经济体中排名比较靠前，每年关于香港经济的自由度、活力，包括司法、法治排名也都非常靠前。但它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青年人向上流动困难、本地发展空间受限、创新激励机制不足，其相对保守的公务员体系创新力与政策设计能力不足，缺乏对国家政策深入理解的治港人才等，这些都限制了香港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香港社会必须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个与香港紧密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香港的“二次飞跃”。“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意义非常重大，这相当于开启了香港社会“再国际化”的进程，因为香港旧有的国际化依托于欧美，依托西方经济全球化，这种依托在当代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逆转。目前西方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均表现出西方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不足，以及全球化发展出现颓势，相对来说中国经济日益表现出一种外向型、包容型的发展态势。
走进新时代，香港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
田飞龙：香港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再国际化，以保住其国际性的金融贸易地位，这既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机遇。再有，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角度来讲，通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来融入国家，可以连带解决香港社会一系列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问题，比如青年人就业、培训、实习、养老、买房、交友等。比如现在出现的港女北嫁、台女北嫁这种联姻关系的重新平衡，这也是地区融合的一种自然而正当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城市规划、产业合作、人员社会保障、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协调方面会越来越深地进行融合，这也能解决香港社会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是香港的制度与技术优势的输出及对国家与地区发展的持续贡献。无论是在“一带一路”新的经济大框架之下的再国际化的再定位，还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国家化和区域融合的重塑身份，对香港来说，都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国家政策大门是打开的，国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优先提供给香港。香港社会是否能利用好，很大的责任在于自身，这既是考验，也是机遇。很多事情国家并不能完全替它着想和解决，不可能包办，故香港的意愿和能力很关键。在与国内其他城市之间越来越公平的制度竞争当中，香港是否能依然保持优势，这要留给公平的制度框架下的实际竞争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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