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建两岸中国人认同共同体。在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尤其是集体政治身份认同对国家的统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化解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危机，强化和巩固其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岸关系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历史背景与记忆关系的重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直接影响政治的发展脉络。就两岸关系而言，当前两岸之间的政治认同存在明显的分歧，因此应当从文化认同入手，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才是构建两岸“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要以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两岸民族认同，由文化认同召唤或者说过渡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儒道释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可以考虑以这三者来推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也要注重采取族谱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如举办黄帝祭祀、妈祖礼仪等传统文化活动来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认同并不是只靠传统文化认同就可以达成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形成政治认同，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对此，有台湾学者曾指出，“海峡双方在沟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共识，也是大有反省余地。诉诸中华民族主义以解决两岸分裂问题并不能赢得台湾社会各族群之一致认可”。“如果我们仅仅以传统文化作为武器忽略了两岸在近代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简单地从民族大义的高度出发来批判‘台湾意识’，想借此消弥台湾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对抗，非但是缘木求鱼往往还带来相反的结果”。“台湾在去中国化之后年轻的一代根本不再谈论中国传统价值这是新世代年轻人很大的危机。”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有一定支撑作用但绝非决定性作用，若要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还需要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开掘新的空间，塑造新的范式。
（三）推动两岸交流由“中国化”迈向“中国梦”。从体系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和施动者，具有对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进行反思并塑造自身的行为的能力。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并非合目的性的自发憧憬，它首先要推进两岸关系的中国化进程，需要公权力的适度介入，为此“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创建一套有利于该认同的政治文化，强化“国族符号”的教育和代际传播，即“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努力消除两岸隔阂，淡化边界意识，弱化区域本位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让两岸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而非清晰化，让“中国公民”成为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的国民身份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历史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但两岸之间一直缺乏同一历史使命感，未来在中国化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推进两岸同胞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号召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中国梦的进程。认同源于认知，身份认同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规范与权益获取的认知过程，它必然会与权益相关联。对于身份认同，首先要强调的是自我价值实现，包括能否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观、理想、目标、情感等。未来在构建两岸中华民族身份时，应该优先回归个体身份认同，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理想，从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和荣耀感，这也有助于推动极具政治意涵的“台湾主体意识”身份逐步淡化、退化与消解。
建构主义理论旗手盖尔纳称，“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早就了民族主义。”哈贝马斯也说，“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天人为造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目前岛内有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度不高，但不必过于悲观，对于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也是完全可逆的，只要两岸关系在融合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前进，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就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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