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台湾社会“同情之理解”。温特认为建构主义的核心要义有二：其一，国家政治的根本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其二，这些结构不仅塑造了行为体的行为，更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语言文化交流对两岸命运共同体建构影响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两岸特别是台湾体系内的社会分化进行深入分析。1895年以来，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两岸在不同的实践场域展开了不同的实践活动，并承载了不同的社会化内容。这种差异性从历史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社会的悲情意识。台湾历经荷兰、日本等殖民统治，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充满了浓郁的“亚细亚孤儿意识”。对于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大陆要以包容的心态给予理解，不能简单地把台湾民众因为复杂心态所产生的“台湾意识”就认定为“台独”意识”。
这种差异性从现实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独特的政党政治文化。“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社会，该共同体必须由参与者所共享的自我理解构成，并且体现在社会制度安排中。”台湾“解严”以后，在社会制度安排上逐步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试图模仿和挪用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由“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过度到两党轮替的所谓“民主体制”。族群认同“工具论”“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在岛内也同样如此，族群认同不仅仅是文化归属感的塑造，它更是利益争夺的重要工具。为攫取执政资源，岛内两大政党和蓝绿阵营矛盾与对立持续加剧，形成了具有极端性、冲突性和对抗性的政治文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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