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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前后台湾同胞抗争策略的变化与启示
http://www.CRNTT.com   2025-11-16 00:09:28


  中评社╱题:光复前后台湾同胞抗争策略的变化与启示 作者:林明正(台湾),野礼传媒共同发起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博士生

  【摘要】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与大陆仅有4年的时间短暂相连,紧接而来的国共内战,又让两岸分隔开来,国家统一仍是许多统派人士的未竟之志。为保卫国土、促进统一,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但为何台湾统派在日据与国民党统治时代,斗争过程都从武斗走向文斗,似乎较少人探讨其原因。毛泽东曾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武装斗争指的就是开辟根据地与开展游击战。为何台湾的斗争难以循此模式发展起来?本文透过日据时代台人抗日运动与白色恐怖时期的鹿窟基地案,以历史研究法分析台湾武装斗争失败的原因,同时检视台湾岛内统派在推动国家完全统一所做过的努力。

  一、游击战理论与实践

  游击战争是指非正规作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并能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游击战(Guerrilla)一词最早出现于拿破仑攻打西班牙的半岛战争期间,由当地人的抵抗运动所衍生出来的。不过,在此之前人类早有类似游击战的作战方式,中国最早的游击战纪录是被刘邦封为梁王的彭越。《史记》〈彭越列传〉记载“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

  虽然游击战的型态在人类的战争史中一直存在, 可真正把游击战的精要,用简单词语总结而出的只有毛泽东。1929年4月5日,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红军3年以来采取的战争策略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①毛泽东的成功即在于,他将游击战加以系统化和普遍化,成为一般人可简单操作的基本逻辑。

  毛泽东的“16字诀”仅是战术操作层面,单靠这16个字无法建立可持久的游击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协助阿拉伯人抵抗土耳其统治,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在其所着的《智慧七柱》一书中,强调游击战是“范围比武力更重要,空间比兵力更重要”,是运用广阔的空间采取“分散作战”②。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于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强调“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同时点出根据地需具备的地理条件,认为根据地的主要要求是“地区的广大”。毛泽东说“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③从带领过游击战争的劳伦斯与毛泽东的实际经验可以看出,游击战争成功与否,民众的支持是游击战的必要条件,地理上的广大空间则是游击战的充分条件。

  二、台湾日据时代的抗日武装斗争

  《马关条约》清廷割台后,爆发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乙未战争。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今新北市贡寮区的澳底登陆。除台北城无抵抗外,台人与日军从北血战到南,一直打到10月底攻下台南城,黑旗军统帅刘永福见事无可为、只能离开后,日军才算成功用武力接管台湾。日本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亦在台南会战期间死亡,显见战事之激烈(台湾民间说法,能久亲王是被台湾义军用“竹篙斗菜刀”杀死)。打正规战的方法行不通后,台湾抗日力量转为地下武装抗日,因此出了著名的分别在台湾北中南的“狮虎猫”抗日三猛。

  (一)台湾北部抗日活动

  1896年1月1日,发生了“元旦(蜂起)事件”,北台湾义军以狼烟为号对台北城邻近地区发起攻击。而根据日方的情报,这些义军背后是有来自大陆的资源支持。在台湾总督府所出版的《警察沿革志》中写到“土人の言に依るに福州厦门附近の富豪银粮を捐て台北地方に匪徒を啸集し”(据本地民称,福州、厦门附近富豪捐金钱粮食,在台北地区啸聚匪徒)。④

  1897年5月8日,有“白马将军”称号,曾为林朝栋所属栋军参将的陈秋菊与简大狮等抗日志士,一同围攻台北城,一度占领大稻埕。1898年3月10日,简大狮率抗日志士攻打金包里地区的磺溪头宪兵屯所。这几次的抗日事件,都未能取得较大的成果,关键在于抗日义军与日军武力落差太大。在两者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陈秋菊、简大狮等抗日志士只能选择放弃抵抗,接受日方的归顺条件。简大狮后再起事,失败后逃到福建漳州,又再度兴起抗日意志,开始招兵买马,日方要求清廷将其引渡回台,后遭到日方处决。⑤

  (二)台湾中部抗日活动

  1896年6月14日,简义于铁国山召开大会,各地义军纷起响应。简义率壮士六百人,以迅雷之势破云林,进而激起各地抗日,嘉义主城亦破。台湾总督府令即夺云林,待日军主力一至,义军溃逃四散,残部返铁国山困守。日军改采怀柔手段,在辜显荣和陈绍年的劝诱下,简义下山投降,义军改举柯铁虎为铁国山“总统”。12月12日,日军主力用大炮炮击猛攻铁国山,柯铁虎等人奔向山中,继续以游击战抵抗。日本民政长官后藤新平遂派白井新太郎至斗六招降。柯铁虎自知粮草和军火不继,终于在1899年放弃抵抗,归顺日本官方,隔年旋即死亡。⑥

  (三)台湾南部抗日活动

  1895年林少猫招募闽南人、客家人千余人,与7百名排湾族勇士合成抗日部队,共达2千余人。攻打阿猴日本宪兵屯所。1897年,攻打凤山、潮州一带。据《警察沿革志》纪载,林少猫“丝毫不害良民,概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员为旨”。林少猫劫掠日本人或亲日者的财物后,“且常赈恤附近诸庄,巧售私恩”,以致“人民暗自以少猫为德者甚多,竞相掩护其踪迹”。台湾总督府甚至称林少猫,“为南台湾最剽悍、最令官宪棘手人物”。

  1900年2月28日,迫于形势林少猫接受归顺,但其所开出令日方接受之条件使舆论大哗。1902年,儿玉源太郎总督下令讨伐林少猫。5月31日下午,炮兵开始炮击,攻击行动交战达三小时,林少猫在掩护眷属逃走时,不幸中弹身亡。⑦林少猫的死亡被日方视为,终于完全平定了岛内的抗日武装力量。台湾历史教授尹章义⑧在“林少猫抗日殉国事迹考实”一文中说,《台湾宪兵队史》以林少猫之死,作为全书终结,表示他们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

  从上述台湾“抗日三猛”的失败,可见其共通问题皆是补给无以为继,不得已只能向日方提出归顺条件。日本在《台湾宪兵队史》林火旺归顺的章节中以“时运所趋,深知势不可为”几字,替代了岛内抗日志士在外无援助、内部难以支持下的窘境。如果连日人眼中“为人机灵长于治产货殖之能”的林少猫,都需要“对岸厦门に渡航し彼地に于て种々划策せし模様にて或向より若干の金銭と、兵器とを受取り”(渡航到对岸厦门,似在该地有所种种划策,或自对岸领取若干金钱及兵器),那其他人只会更缺乏资源而已。⑨ 

  台湾早期的抗日运动,由于与日本人不同民族的差异,因而敌我矛盾明显,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可海岛的地形使得补给越发困难,随着时间拉长,日本的统治基础越来越稳固,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杀戮,民众看到胜利无望,自然与反抗运动划清界线,这使得抗日志士无以为继。当时的台湾抗日领袖,没有缜密进行游击战的思维,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成为了流寇主义,只要领头人被消灭,整个抗日运动也连带瓦解。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支援,台湾的武装抗日运动在牺牲惨烈又没有成功可能的情况下,最后只能选择停止抵抗。

  三、白色恐怖时期“鹿窟基地案”

  台湾光复后,中国共产党曾积极派遣力量回到台湾,希望在解放台湾战役中发挥内部影响作用。可在日据时代台共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台湾人对中共既陌生又缺乏认识的背景下,台湾共产党人缺乏群众基础。1949年8月间,因“光明报”事件导致保密局循线,抓补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使得中共在台基层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幸存者逃往位于今新北市石碇区的鹿窟基地躲藏。

  鹿窟基地的开辟,是1949年5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依据香港会议关于开辟游击根据地的决议,开始寻找建立武装基地的地点。6月中旬,发现位处台北县南港镇、石碇乡与汐止镇三地交界的鹿窟地势险要,人迹罕至,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因此正式启动鹿窟游击基地的建立工作,以陈本江为总指挥。1950年,组织名称确立为“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增加到三百名。附近的瑞芳、玉桂岭等村庄都成为革命武装基地的范围,在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发展一批周遭组织。鹿窟基地的开辟,本是为迎接解放台湾的到来。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有了美国的支持,等于吃下了定心丸,开始大肆抓补残杀共产党人,鹿窟基地的情势,也因此越发严峻。

  1952年11月25日,台当局情治系统破获“台北市委会”电器工人支部案,在温万金家中搜出与“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往来的干部名册,与他在基地受训两个月时做的笔记,笔记中记载基地的设备及训练情况,令国民党大为震惊。12月26日,下山募款的汪枝到温的住处,被埋伏的军警逮捕。汪枝供出鹿窟基地的详细情形,并绘出一张基地的路线图,至此保密局终于确定鹿窟基地的位置。12月28日晚,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戍司令部、台北县警察局出动一万五千多人封锁鹿窟山区,破获了鹿窟基地。⑩

  鹿窟基地之所以被破获的原因,是由于原本陈本江透过吴某守、李修与李顺法兄弟处,可获得稳定的收入。但李修因李妈兜案被捕,李顺法逃亡,吴某守心生恐惧,开始避不见面,陈本江的财源遂告断绝。为了鹿窟基地的经济问题,陈本江找上了温万金,以他是电器行老板的身份,希望取得资助。结果温万金不堪山上生活困苦,私自逃下山回家,从基地携回的笔记被搜获,使保密局得知有基地的存在,埋伏捕获交通员汪枝后,整个基地遂被破获。⑪

  “鹿窟基地”全案共逮捕及讯问896人,231名案犯移送侦查审理,判决有罪93人(死刑28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64人),以自新运用及感训为名,沦为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奴仆者19人。⑫导致鹿窟被破获的温万金,于1955年5月6日被枪决,他留给家人最后的话,是要他们“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忍耐过日子,有一天解放军会来,就有好日子过,叫他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⑬这段话看了,让人不胜唏嘘。

  从日据时代开始对台共的强烈镇压,使得台湾的共产党组织被连根拔起,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武装斗争难以为继。鹿窟基地的失败再次证明,海岛地形一旦海上交通被封锁、资源被断绝,岛上的反抗运动就迅速陷入困境。岛内的支援力量在面对恐怖镇压下,为了自保只能断绝对基地的援助,基地为了生存开始另找资源,最终暴露导致被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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