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以往长期低迷的愿意为“台独”而战的民意，出现明显上升，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台湾社会民粹化本已十分严重，民粹推动政治走向极化，两岸关系极端主张受到激发和激励，进而对台湾社会形成新的误导，如此恶性循环不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台湾社会“绿化”程度的最新检验。从以往两岸关系历史看，天灾往往是改善两岸关系、增进两岸感情、降低两岸紧张的有利契机，但新冠肺炎疫情中，民进党当局逆势操作、“以疫谋独”、挟洋自重，导致两岸关系不仅没有因之而回暖，反而雪上加霜，给人以严寒、严冬、极寒之感，两岸之间因之而累积愤怒、累积民粹、累积提前摊牌的能量。政客策动极端主张牟利，被误导的民意推动政客走向更加极端，往往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历史逻辑，极端事件则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疫情中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其心可诛！
第三，美国对“台独”政策更加宽松。“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没有和平。在对华战略竞争大框架下，美国对“台独”的政策由以往的限制、压制，蜕变为怂恿可控制的“台独”。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时任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即主张刺激“台独”让两岸打一仗，把中国大陆打回“石器时代”。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强力打“台湾牌”，挑战中美关系基本原则。拜登政府声称，中美该合作的领域合作，该竞争的领域竞争，台湾问题显然被其划入竞争领域，其打“台湾牌”的烈度比之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31日，拜登在阿富汗撤军声明中声称，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这既是其仓促撤军的辩解之词，也是其必然要走的路。下一步，拜登政府对“台独”的利用会更加放手，竭力把台湾重新打造成中国大陆的“麻烦制造者”，包括进一步升级政治关系、整合国际支持、提供军事奥援、强化经济合作等，从而更密集地向民进党当局发出错误信号，激励“台独”盲动冒进。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虽也声称避免中美战争与冲突，但其对华备战一刻也没有停止。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淖脱身的美军，将调往西太平洋方向，加强对华军事压力，此举势必进一步恶化西太平洋方向安全环境。
在中美建交前，中美之间也有军事对峙甚至战争冲突，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军主要作战对象是前苏联、华约集团军队。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中美两军重新出现军事对峙，但美国对避免双方军事冲突有明确而坚定的政策。现在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已转向亚洲，美军主要作战对象瞄准中国大陆军队和俄罗斯军队，且更强调前者的根本性。这对民进党当局不能不是一种战略刺激和误导。
第四，两岸军事对峙更加逼近实战。两岸军事对峙是大陆方面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重要议题，认为“台湾海峡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紧张”，呼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双方军事对峙逐步缓解。虽然两岸没有结束敌对状态，但台海和平局面得以实质形成。不过，威胁和平的“定时炸弹”也没有排除，“台独”分裂势力时常对台海和平大局形成威胁和冲击，先后出现前述数次严重危机。而蔡英文顽固谋“独”所导致的台海危机，比陈水扁时期的高危期还要严重、更具变数，可谓带有临战色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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