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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学通办公室所在处——清华大学明斋（中评社 赵思雯摄） |
中评社：过去⼀年来，伴随拜登上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也发⽣了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拜登⽤“激烈的竞争”来描述，⽩宫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称“竞争成为主导模式”，对此，中⽅认为⽤竞争来定义是错误的。为何中美对两国关系的定性不同？这种差异对两国接下来的互动有什么影响？对于拜登政府强调“竞争但不冲突”，中⽅应该如何应对？
阎学通：中美对双边关系定义不同，主要原因是双方的战略目标不同。美国在继承了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为竞争后，现在这个定义成为了美国国内两党的共识。美国想通过夸大中美竞争的威胁性来争取盟友的支持，从而抑制中国实力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否定中美竞争的性质，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甚至和美国的关系，为提高实力增长速度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由于中美对双边关系的定义不同，这意味着中美双方没有进行合作的基本共识，连讨论如何管理双边竞争的认识基础都没有，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中美之间没有共识，所以中美竞争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无底线。因此，双方冲突将更加激烈，而且面对冲突加剧，双方采取减少交往而不是扩大沟通的策略。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的大众往来将更少，难有恢复的机会。
面对拜登的“竞争但不冲突”的策略，中国政府采取一面否定双边关系是竞争，一面实施对等报复的措施。这种策略显然没有产生缓解或稳定中美对抗关系的作用，但是，目前，还不看出中国政府有调整这一政策的迹象。
中评社：美国正在研究应对来⾃中国的技术挑战，可能会采取包括“⼩院⾼墙”、在关键领域脱钩和联⼿盟友等策略。您如何评价这些策略的有效性？这会对国际政治带来哪些影响？您又如何看待美国盟友和伙伴⽬前对中美科技战的态度？
阎学通：美国单边的“小院高墙”策略和多边的俱乐部策略已经增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困难，与此同时降低了特朗普时期“大水漫灌”和单边主义策略的成本。这种政策增加了第三方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的压力，从而加剧了中美两极的分化，加快了两极格局的定型速度。美国的俱乐部式国际科技合作策略得到了其盟友的支持，其盟友们正在加强限制与中国的科技合作。
美国盟友们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压力，还取决于我国的开放程度。如果我国能加大引进来的开放政策，减少对外国人员、企业、技术、资金进入中国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美国的政策就可能被破解。
目前我们对外国人财物进入中国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这也阻碍了我国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例如，与外国机构共同在中国主办国际会议的现象已经寥寥无几了，外国的报刊杂志也很少能进入中国了，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的也越来越少了。中国主要是得把开放政策执行起来，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成为我们解决国际合作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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