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3：非农工资下降条件下的劳动投入和社会产出及分配 |
|
| 图4：非农工资上升条件下的劳动投入和社会产出及分配 |
上述情况中村民至少有农外就业机会，更糟糕的情况是村民失去农外就业机会。图3表示村民失去农外就业机会条件下的劳动投入结构和社会产出及分配。假设村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业受到外来廉价商品和买办商业的联合挤压，从而村民能够从事的非农“活计”大大减少，表现为非农工资水平从w1（图2中的工资水平）下降到w0，且很难再“自发”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新的由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曲线和农业劳动边际产出曲线所决定的均衡点由a移动到d，村民的农业劳动时间由t1增加到t，农业产出由面积osat1增加到面积osdt，但非农劳动时间缩减为零，非农产出为零。相比图2，社会总产出减少了面积aw1d。均衡点上，地主的农业地租再次实现了最大化，幷且从面积csa增加到面积bsd；村民分配到的农业收入为面积obdt（等于o’b’w0’t），由于非农产出变为零，村民的总收入从面积o’c’w1’t减少为o’b’w0’t。
［图3：非农工资下降条件下的劳动投入和社会产出及分配］
由此可见，在清晰界定产权给个别地主的条件下，如果社会的非农工资在原有的低水平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则村民的农业劳动投入进一步增加，但社会总产出、村民的产出和收入却是下降的，村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只有地主的农业地租收入实现了提升。农业地租在总产出中的分配占比提升，客观上意味着个体地主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接着分析非农工资上升条件下的情况。图4中，假设村民所面对的社会就业环境改善，来自外界的挤压弱化或得到有效应对，村民能够更多地在农外部门找到就业机会，表现为非农工资水平从w1（图2的工资水平）上升到w2，再上升到w3，村民的劳动投入结构和社会产出及分配将发生以下调整：在非农工资达到w2的情况下，新的由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曲线和农业劳动边际产出曲线所决定的均衡点由a移动到g，村民的农业产出由面积osat1减少为osgt2，非农产出由面积t1aw1t增加为t2gw2t，社会总产出增加了gw2w1a。相应的，伴随均衡点的移动，地主的农业地租从面积csa减少为面积esg；村民分配到的农业收入从面积ocat1改变为oegt2，村民的非农收入从面积t1aw1t增加为面积t2gw2t，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项合计为面积oew2t，即增加了面积cew2w1。由此，农业地租在产出中的分配占比下降。同理，在非农工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到w3的情况下，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曲线和农业劳动边际产出曲线所决定的均衡点将继续由g移动到h，村民的非农劳动时间和非农产出增加，社会总产出继续增加。相应的，地主的农业地租继续下降，村民的收入继续增加，从而农业地租在总产出中的分配占比继续下降，村民的分配占比继续提升。
［图4：非农工资上升条件下的劳动投入和社会产出及分配］
上述分析进一步说明，扩大社会总产出重在扩大生产的范围，而不是围绕产权，局限在有限的产出“存量”内部搞再分配。一个人口众多、非农就业机会缺乏、非农工资水平低下的农耕社会的努力重点应是扩大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提升非农工资水平，使得乡村劳动力不必要长期拥挤在农业中艰难谋生、只获得稀少的农业产出和收入。
四、近代中国扩大非农就业和社会总产出所面临的阻力
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要真正扩大非农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和社会产出，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幷非没有尝试，但难见成效，以至乡村人口大量流离失所。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在1941年总结“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所言：“10年以前直鲁豫三省的农民们蜂拥到东北去的，每年达100万……闽粤等省，破产的农民成千上万地流亡到南洋一带去当苦力。许多没有出路无法迁移的破产者，不当土匪便投入军队。他们在军阀制度之下，渐渐失去了农民本来的面目而同化于流氓性质的游民……过去的30年中，他们便是军阀的工具，内战的炮灰……以前农村是生产的渊薮，后来变成流氓的渊薮了。”⑥近代中国扩大非农就业和社会产出所面对的巨大阻力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面：
首先，先发国家不会轻易给后发国家让出市场。社会的就业机会规模由产品市场的需求规模所决定，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扩大社会非农就业，要求具备足够规模的非农产品市场，但后发国家内部的工业产品市场很可能也已经被扩张性的先发国家的产品所占领。长期任由“自由发展”，后发国家只会彻底沦为先发国家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倾销地。因此，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要扩大非农就业机会，首要的是要主动抵抗来自先发国家的全面市场挤压态势，如果它们无法积极面对幷回应来自先发国家的强大外部竞争压力，为乡村劳动力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尝试难免失败。
其次，扩大社会非农就业无法倚赖个体劳动力或地主的意愿和能力，而是要求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进行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投资。无论中外哪一国家或地区，扩大社会非农就业都是艰难曲折的过程，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看，欧美社会非农就业的大量涌现和人口就业的普遍非农化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趋势。劳动力就业实现非农化要求有大量显着不同于农业时代的技术、机器设备和生产原材料。相比先发工业国家，后发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所谓“后发优势”，能够承接来自先发工业国家的出口技术和机器，走模仿式创新道路，但必然也存在“后发劣势”，这里指它们在面临先发国家强大竞争压力的同时，还要通过内部积累（储蓄）不断扩大投资，增加本国原所缺乏的基础设施、技术和机器等物质资本，才能改造长久以来的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即使后发国家只是向先发国家购置引进技术和机器，必要的前提条件也是本国具备了一些剩余积累（可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形式）。更重要的，对人口大国来说，基础性的技术、机器和原材料都完全依赖外界是行不通的，且国防军事实力的发展、能够广泛带动就业的轻工业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无论从国防的角度还是从长远扩大社会非农就业的角度看，发展重工业都是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但由于重工业是高度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后发的人口大国的投资压力和“追赶”压力将更为沉重。特别是在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勒紧裤腰带”式的重工业投资，极为艰难。
再者，扩大社会非农就业和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进行投资不符合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会受到他们的阻碍。根据前述分析，社会非农就业扩大、非农工资水平上升将导致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收入及其在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占比下降，不符合个体地主在短期内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更直观来说，社会非农就业扩大将使得乡村劳动力不必再一味竞租地主的农地幷交纳高昂地租。此外，由于在人口密集和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条件下少数地主占据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产出和收入，而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入不敷出、缺乏储蓄，因此，后发国家累积起剩余幷投资发展重工业，必然要将地主的地租积累转化为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投资。这意味着要动地主的“奶酪”，必然会遭到其激烈反对。
第四，在人口大国，基本的粮食保障极端重要，扩大社会非农就业不能以明显降低粮食产量为代价，还要确保维持甚至提升粮食产量。根据上文图4的分析，在社会非农就业扩大、农业劳动投入大量减少之时，农业产出将受到明显负面影响。为此，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其他要素（如机械装备、农用化学品）有效替代人力投入以确保农业（特别是粮食）不减产和扩大非农就业必须幷行推进，这同样离不开发展能够供给机械装备、农用化学品的重工业，但近代中国的重工业近乎“一穷二白”，起点非常低。
最后，乡村劳动力往非农部门转移涉及社会人口分布的重大调整。后发国家的人口大量分布在分散的村庄社区，从事着分散的家庭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不同于农产品生产，非农产品生产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农耕社会的大量人口从分散社区转移到集聚性的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成本必然十分高昂，过程也极为复杂。纵使城镇有了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或有了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的生产技术条件，若乡村劳动力无法克服诸多转移成本（如城镇住房成本、日常生活开支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老人养老成本，等等）所构成的障碍，顺利转移到城镇实现就业，则社会非农就业和总产出的扩大也难以持续实现。
近代中国的低起点决定了新中国扩大非农就业和社会产出必然要经历极为曲折和艰难的历程。如何应对外部的不平等竞争和强大挤压，如何将原来由地主占有的地租剩余转化为对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的投资，如何确保在扩大非农就业和生产的同时提升粮食生产，如何适时合理推动经济改革幷稳步扩大本国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如何消除乡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障碍，直面幷解决这些问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摆脱对于产权界定的过度执迷，摒弃将产权视为灵丹妙药的观念思路，客观分析以上复杂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更客观地理解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更符合实际地思考如何为广大乡村劳动力持续创造支撑条件，支持他们扩大产出率和工资水平更高的非农就业，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五、余论
就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习近平强调：“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⑦结合分析主题，本文认为，研究者不能抽象地理解和应用包括产权理论在内的西方经济理论，尤其不能将西方经济理论抽离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不加限制地推广至其他社会。在援引西方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既要回溯深究这些理论的原初依据所在，也绝不能抛开基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分析视野。将外来理论当成无论何时何地都颠扑不破的真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幷无法实际解决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问题。探讨解决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问题之道，根本上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基本现实。
注释：
①Pigo A.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p.194.
②Knight F. H.,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No. 4, pp.582-606.
③Gordon H. 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No.2, pp.124-142.
④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易宪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4～79、227～233页。
⑤本部分的分析参考：陈奕山：《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就业演变——基于农时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0～181页。
⑦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05～106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9月号，总第333期，P108-1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