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重点拉拢都市“原住民”群体为其所用
伴随岛内的城市化进程,台湾当局不断加大对都市“原住民”的经济扶持力度。这包括:整合各“部会”资源,维护都市“原住民”就业、教育、住房等层面的基本权益;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配套措施,保证“原住民企业”政策在城市区域得到有效落实。这类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原住民企业”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城乡发展有差距等不足,也为拉平泰雅、阿美等山地族群与平埔等城市族群的经济资源失衡与发展机遇落差产生了作用。
2016年以来,蔡英文上台后日益将城市“原住民”视为选票资源,不断面向相关企业采取政策倾斜措施。与此同时,在“绿营”影响较大的台湾南部地区,民进党当局也针对当地族群关系采取了若干政策调整,尤其是在交通、公共设施和防灾安全方面,将建造部落集会场所,以及改进农村社区的工程项目外包给“原住民企业”,以此来换取其对员工家属及关联群体的忠诚迁移。
三是不断强化“原住民”福利/产业关联性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创建了一个以“原住民企业”为主轴的社会福利支撑体系,就此来帮助岛内少数民族享有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具体到政策层面,主要是利用“产业群聚”模式带动“原住民企业”的产业升级,融入数字技术来提升传统产业的现代水准。此外,还通过专项资金和融资手段,部分 “原住民”残障人士还得到低息贷款,就此组建小微公司维持生活。
目前,台湾当局看重改进“原住民”产品的市场推广度,力图让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2016年 “新南向政策”逐渐成为指导“原住民企业”外拓市场的主要方向。但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之在相关产品上多有雷同,且越南、菲律宾劳工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台湾的就业市场,乃至压低了当地酬劳薪资,部分“原住民企业”反而出现“用工荒”等反常迹象,部分少数民族群体进而出现了生活水平下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