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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990-2024年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参与“台湾光复日”纪念活动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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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990-2024年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参与“228和平纪念日”活动次数 |
三、分离主义视角下的“台湾共同体”
分离运动（secession movement）指的是“定居在固有领土基础上的少数族群从民族国家退出以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13〕。分离运动是分离主义（secessionism）的实践形式，反映的是“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与族群认同的承认政治之间的张力”〔14〕。
根据盖尔纳（E. Gellner）的经典定义，“民族主义是一条政治原则，认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相一致”〔15〕。作为国家构成的主流形式--民族国家普遍遵循了这一原则，即国家的边界与本民族的边界相重合。民族成为了国家的民族（state-nation），在主体族裔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方式包容了边缘族裔，将国界内所有的族群（ethnic groups）整合成一个国族；国家成为了民族的国家（nation-state），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国族所依存的、具备领土和主权以及所有成员享有平等国民身份的政治实体。国家与民族的一体共构，最终使得全体国民在结构意义上被国家统一标准的制度安排组织起来，也在文化意义上被共同的民族记忆连接起来。中华民族和国家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体共构关系。台湾的分离主义则试图从中华民族和国家中国两个层面退出中国，重新建立新的主权国家--“台湾共和国”以及基此之上的新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台湾民族”。“台湾共同体”作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过渡形式，具有明显的“想象性国家”和“想象性民族”的性质。
（一）“台湾共同体”是退出国家中国的“独立建国”梦想
“台湾命运共同体”最早由“台独”大佬彭明敏提出，幷以此为核心概念，发展出更加系统的“台湾国民主义”。而真正推动分离主义倾向的“台湾共同体”思想走入大众视野，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的是李登辉。他提出“台湾生命共同体”，幷与“社区共同体”“文化新中原”“心灵改革”“台湾意识”“台湾人认同”“新时代台湾人”等构成了一组概念丛结。在一场题为“新时代台湾人的涵义”〔16〕演讲中李登辉毫不掩饰地宣扬道：“在台湾的二千万同胞，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幷从差异性视角强调了对中国大陆的拒斥和排他：“我们是一个确确实实有别于中国，祸福安危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最后的目标是完成以台湾为主体的正常国家。”
李登辉、彭明敏的“台湾命运共同体”之类的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其后的追随者。据统计，在“5·20讲话”和“双十讲话”等重要场合，陈水扁共5次、蔡英文共10次提及“台湾共同体”。自从2002年8月“一边一国”论开其端绪，陈水扁出言必将“台湾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公投制宪”等“台独”语汇深刻绑定。宣称欲透过公民社会的建立、“族群多元、国家一体”的形塑、“宪政秩序”的改造，迫使台湾民众“国家共同体意识”内涵发生彻底转变〔17〕。蔡英文虽然在“台湾共同体”的使用光谱上未及陈水扁的激进，但也将其放置在主权国家的语境下论述，例如“我们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走过的国家，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8〕，在“四个坚持”前提下“相信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组成的共同体，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19〕。2024年胜选后的赖清德也明确地把“建立‘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作为今后民进党执政的三大目标之一〔20〕。
在政治场域里提及“台湾共同体”常常暗含以下几重意图：第一，自划“领土”和“主权”边界，使台湾迁移出母国的权力范围，从而改变央地关系为国与国关系。“分离冲突在本质上是领土冲突，是援引自决权的分离集团与将政治合法性视作整体存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21〕。台湾“独派”似是而非地引用“民族自决权”作为台湾享有分离权利的法律和道德基础。无论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纯粹的“台湾国家说”，都只把“领土”和“主权”范围限定在台澎金马，而将大陆地区视为“他国”。第二，重新剪裁现有的及于中国大陆的“宪政结构”或创制“新宪法”，为所谓的“新国家”服务。1990年代以来台湾经过了七次“修宪”，为“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冻省废省”等“宪政改造”工程解除了宪制性规定的“紧箍咒”，同时也“代表着大陆来台的老法统结束，以及以台湾人为基础的新法统成立”〔22〕。2003-2008年陈水扁激进的“制宪”举动，更是寻求法理“台独”淋漓尽致的体现。第三，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母国的承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新创制机构代表的承认，是满足其国家性的要求”〔23〕，这正是90年代以来，台当局执著于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成员资格的联合国体系，强调两岸交往应“对等、尊严”，大陆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原因之所在。第四，构建台湾主体性，使其转化为民众对台湾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宪政制度”以及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支持。“台湾共同体”常被描述为仅由2300万台湾人组成，分享相同命运的政治共同体，政治意义上的“我们”显然把大陆民众排除在外，这也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意识的混淆。另一方面，成员们也因共享着“台湾”这一“专属”的公共政治结构，倾向于对其投注感情，台北当局又常以敌对性话语强调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价值追求与制度优越性，进而构筑起民众对台湾政治系统合法性的认同。
（二）“台湾共同体”是退出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想象
90年代的台湾已然存在三条改变国家认同的理路〔24〕：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其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交织缠绕。“独派”民族主义者或大胆诉诸原住民血缘（文化）论来强调台湾人与大陆汉人的迥异；或费力解释台湾与中国的文化属性同中有异，差异又足以分辨彼此为不同的民族；或强调台湾共同生活经验/共同利益与大陆不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自由宪政体制及其人权基本原则是共同体成员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首要基础。强调两岸政治体制、核心价值的对立以及基此之上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先进性”，而把“台独”看作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台湾民族”建构和“民主化工程”相伴而行，“独派”民族主义者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若干价值，自由主义者也承认乡土情感、历史经验、文化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在民众寻获集体认同时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是两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相容，以一种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的方式构建了“台湾共同体”认同。
长久以来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是建立在华夏共有历史记忆之上的〔25〕。历史记忆强调一个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如共同起源记忆、集体受难记忆等，由此产生模拟同胞手足之情的“文化裙带性”来凝聚人群，支持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区分。1980年代蒋经国为缓解国民党执政合法性危机，开始一系列本土化改革，包括重用本省精英、提高本省人社会地位等。“本土化”如同按下潘多拉魔盒的按钮，一经开启也连带出一系列非意图后果，例如政治民主化、台湾化进程，也让原本官方严禁的“台独”主张和运动蓬勃发展。文化上的本土化与政治上的本土化相辅相成，台湾社会出现以结构性失忆、重新选择、诠释或创造历史记忆的方式重整人群认同的范围，即身份认同发生了变迁〔26〕。
1.重建台湾人的起源记忆
台湾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研究，一改过去强调与中国南方、西南民族的关系，转向侧重原住民与南岛民族的关系，试图淡化与中国大陆的血缘联系，重建台湾人“共同起源记忆”。这种观点宣称自己是原住民母系与唐山移民父系祖先的后代，进而建立一种以南岛民族为认同主体，同时“遗忘唐山公”的族裔认同。在具有“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的政党和社会团体支持之下，在一般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
2.遗忘中国人的抗战记忆
台湾社会对中国的历史失忆，还体现在对中国抗战史的遗忘上。“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事件是凝聚中国人的重要集体受难记忆。与两蒋时期在相关纪念日隆重举办活动，使民众定期重温此记忆以强化彼此的中国人认同所不同的是，近三十年来，台湾官方和民间对此类纪念日态度趋于冷淡，甚至避而不谈。以台湾地区领导人参加“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日”纪念活动的次数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震荡中锐减”的变化趋势（表1）：民进党执政16年间官方纪念活动基本归零，台湾最近一次活动还停留在10年前马英九当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在以本土化为标尺，审查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党的政治思考、立场以及爱台情感为“政治正确”的年代，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逐渐对中国人认同产生了犹疑甚至否定，相应地也对抗日期间中国人的灾难失去了感同身受的情怀，抗战记忆逐渐地成为台湾社会“集体消失的记忆”。
［表1：1990-2024年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参与“台湾光复日”纪念活动次数］
3.强化台湾人的“二二八”受难记忆
在遗忘中国人受难记忆的同时，台湾社会又选择性地强化本省人的集体受难记忆，最典型的便是对“二二八事件”的纪念和诠释上。2004年陈水扁首次以高规格的公祭（“中枢纪念”仪式）缅怀逝者，其后二十年来蓝绿党派的领导人均延续了这一惯例，且出席“228和平纪念日”的活动次数明显多于“台湾光复日”（表1和表2比较）。与之相关的纪念建筑、纪念活动、出版物等蔚为时潮，这也说明当前的台湾社会，抗战受难记忆与“二二八”受难记忆的“显”“隐”地位已经发生了逆转。
［表2：1990-2024年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参与“228和平纪念日”活动次数］
“解严”之后对“二二八事件”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29〕：一是对威权统治时期政治错误的指责与检讨；二是被诠释为代表外来政权的国民党对台湾民众抗争运动的血腥镇压；三是被定性为代表外省人的国民党屠杀本省人的暴力事件。李登辉和马英九采取第一种诠释模式，代表国民党当局为当年政府的贪污腐败而导致的过失道歉和检讨。陈水扁早期也将事件责任归咎于“少数当权者权力的滥用”（2002-2005年），后期逐渐转向第二种诠释，即“一个外来的政权对台湾本土菁英有系统、有组织的镇压和屠杀”“对整个台湾人民的打压和迫害”,是2300万台湾民众共同的伤痕记忆，进而与“台独”话语作逻辑连结和延伸(2006-2008年）。蔡英文看似以中立态度推动历史文化的“转型正义”，却也藉机大规模地清除公共空间的“两蒋”痕迹，“去蒋化”也常被质疑为抹煞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与贡献，是一种变相的“去中国化”〔30〕。“二二八”集体受难记忆所凝聚起的“台湾人认同”，将在大陆的中国人排除在外，也一度将在台湾的外省人排除在外。
4.去“中国化”与强“本土化”的历史教育
现代民族国家，边陲（frontier）成为了明确的边界(border),历史的书写与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可宣称的、行使主权的范围。回顾1948年以来台湾地区中小学历史教育的起点与路向变迁，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台当局正透过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重新修改民众关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
“两蒋”时期的历史教育注重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这一教育传统在延续了近50年之后开始发生质变。首先，历史课程的总体目标〔31〕不再提及中华民族及其精神的培养，取而代之的是培育具有“本土意识”的爱乡爱国情感（1999-2005年）,建立与大陆中国人相区隔的“台湾人”作为首要的身份认同（2006-2011、2016-2018年），虽然在马英九时代有所回修，培育兼容“台湾人”与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2012-2015年），但随着政党的再次轮替，蔡英文当局已经倾向于培养具有多元观念、全球观念以及人权意识的多重公民身份，而基本将中国大陆视为域内“他国”（2019年--至今）。其次在课程编排上，李登辉之前的历史教科书仅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类，1997年《认识台湾》（初中）首开台湾史独立成册的先河，高中也在2005年之后把台湾史从中国史的框架中完全抽离出来，至此台湾初、高中的历史课程形成了“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固定叙述模式。2019年出台的“108课纲”更是直接地把中国史幷入东亚史，完成“台独”史观建构的最后一里路。对台湾中小学生而言，从“家史—乡土史--台湾史--东亚史（包含中国史）--世界史”的学习顺序中，极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中国大陆是与日本、朝韩等幷列，只不过在历史上曾对台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他国”而已。再者从课程内容上看，把明郑政权、清廷统治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政权相提幷论，模糊了两者对台湾不同性质的统治，将其统一为“外来政权”。同时有意贬低或忽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弱化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将台湾许多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日本的殖民经验，不能正视和客观地评价近代列强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史。
2015年台湾爆发了“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迫于压力的马英九当局在2016年宣布终止了仅仅施行4年、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去中国化”倾向的历史课纲，表明持续“去中国化”、以台湾主体性为内核的台湾历史教育，正被打造成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这也将台湾青年带入了国族认同危机的幽暗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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