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一：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或有退还、上交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行为的），因其客观行为反映出主观上并无受贿故意（或不能证明有受贿故意），虽其客观上收到财物，不能认定构成受贿。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到财物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财物退还或上交的，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不是受贿。此外，国家工作人员虽客观上未在短时间内退还或上交，但有相当证据证明其确实有积极退还或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只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退还或上交暂时没有实现的，一般也不宜以受贿认定。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已及时、多次联系请托人退还财物，但请托人已出国，双方约定等请托人回国后取走财物，若此时案发，不宜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
情形二：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请托人财物后未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因其客观行为反映出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和占有财物的意图，应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一些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确存在一定的退还、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判断其是否具有受贿故意，应从其退还、上交的真实性出发进行核实判定。比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财物后虽向请托人表示过退还财物的意思，请托人亦未拒绝，之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再无退还的意思表示或行为，也没有客观条件限制其退还，收受的财物长期未退还，甚至被国家工作人员转移、隐匿和使用的，应认为国家工作人员退还财物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根据客观行为判断其产生了收受财物的受贿故意。
具体到本案中，笔者认为钱某案发前退还、交存部分款物，不属于《意见》规定的“及时退还或者上交”。首先，钱某并非及时、全部上交或退还，且交存的款物与收受的款物数额差异明显。从钱某交存市自规局办公室200万元的具体情况看，2015年至2017年期间钱某收受私营企业主钱款后分文未交，2017年至2023年期间交存200万元，但整体上看收受财物多、交存财物少，钱某退还财物发生在其收受的若干年后，且仅退还部分财物，在案证据显示并无客观情况阻碍钱某及时上交、退还。其次，钱某交存或退还部分收受财物，系其在掩盖犯罪和逃避查处心态支配下实施的，并非真上交、真退还。钱某不向纪检监察机关上交，而是选择交存到由其直接管理的市自规局办公室，并私下交代办公室主任尤某进行保管，市自规局其他班子成员对钱某交存的200万元并不知情，表面上该200万元由被钱某占有变成被公家占有，但实质上未改变该款项的性质，200万元从未依照市自规局公款流程支取使用，钱某对该200万元拥有绝对的控制、处分权。2023年下半年，钱某向市领导报告和向市自规局班子成员通报其收受1200余万元及交存、退还的情况，系因与其受贿相关联的人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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