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尹锡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前景与限度
尽管此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重启标志着尹政府试图转圜对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改善中韩关系的进程仍面临诸多艰巨挑战。牢固的韩美同盟关系仍是尹政府对外关系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调整中韩关系的幅度和力度在根本上受美韩关系的制约。当前尹锡悦政府谋求对华关系转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外交战术上的考量，而非外交战略的调整。有鉴于此，在剩余不到三年的任期内，尹锡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可能会带有以下两大特点。
一方面，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由于尹锡悦政府力图把韩美同盟打造成为覆盖安全、经济、技术等多领域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所以韩美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水平较之过去显着提升。而美国也借机将对华竞争嵌入韩美同盟的拓展中，使韩国也参与了对华经济“脱钩”以及技术“筑墙”的过程。韩国因之在处理中韩经济、科技关系时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追求“安全优先”。然而，这种“政经不分”的政策不仅未给韩国带来明显的经济红利，甚至使中国从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一度变为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使尹政府逐渐认识到，令对华经济关系过度服务于倾向美国的政治需要，对韩国实际是“双刃剑”。今年5月尹锡悦在和李强会晤时明确提出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产业投资合作、产供链合作、出口管制对话等领域沟通的议题，反映出未来韩国虽可能在政治上仍坚持美韩同盟优先，但经济上会优先从国家利益出发，减少同盟和价值观对经济关系的束缚，发展“政经分离”的中韩关系，在中韩交往中挖掘新的经济红利。
另一方面，让中韩矛盾控制在“有限损害”的程度。抛弃“安美经中”的“战略模糊”，转向优先倾向美国的“战略清晰”已成为当前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调。所以，无论尹政府如何转圜对华关系，中韩关系都难以恢复到文在寅时代的状态。不过，鉴于尹政府在执政前期数度“刮蹭”中国的红线，使双边关系全面恶化，让韩国承担了过高的成本。所以，韩国未来可能在对华关系上更加注重管控“战略清晰”带来的成本，使中韩关系即使因受美国等因素干扰而受损，但损失的程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金汉权指出，今后韩国有必要运用多边外交等手段，根据韩中关系中预计会出现矛盾的主要问题，对中国进行“有限损害”外交——即使与中国出现矛盾并导致韩国利益可能受损，但也要通过外交管理控制损害的程度。⑬尹政府近期在台湾问题虽仍有一些小动作，但又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改变，正是“有限损害”外交的一个侧面写照——既要在台湾问题上一定程度配合美国以巩固韩美同盟，又要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使中韩关系陷入难以回转的局面。
当然，除了认知到今后三年韩国的对华关系可能出现一些新调整之外，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尹锡悦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彻底转向，近期对华示好大概率只是权宜之计，未来中韩关系的改善仍面临诸多限制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