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两岸融合发展全面深化、“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根本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的新历史背景下，“一国两制”中有关“生活方式”不变的论述应予以与时俱进的调整。
他说，“一国两制”理论的缔造者是在国家完全统一前或港澳问题解决之前进行思考和设计的，故在传统论述中，“一国两制”是在“一国”前提下，维持港澳台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但以回归后“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经验为例，正是因为香港社会对内地生活方式的排斥、抗拒以及政治化操作“两地矛盾”，再加上原有制度和法规的漏洞，才导致“反中乱港”势力形成一定社会基础。不过，随着国安法令香港浴火重生、根除挑拨两地矛盾的隐患，以及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软硬件对接、衔接机制的完善，香港民众转而“拥抱”内地、崇尚内地生活方式，“港人北上”绝非简单的成本考量，而是对内地高科技、高智能、高性价比的“高质量生活方式”的热爱与期待。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引领祖国大陆（内地）生活方式迭代升级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深化融合发展的脉络下，所谓“生活方式不变”的论述需要进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化，应该可以修正表述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发展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一国两制”找到了最后一块理论拼图，也为今后港澳台治理打开了新的思路。因此，首先要通过闽台示范区建设，加强厦门、福州在生活方式上对金门、马祖的吸引，加强相关配套论述的建构。
第三，由于长期以来涉港、涉台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力量有限，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丰富经验，如何有机融入现有对台话语体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论述体系，目前也是“空白”较多的理论性课题。
他说，在第三份《对台白皮书》中，特意对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形势变化及对台意义做出原则性阐述，包括“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白皮书中提出“一些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性质和国家认同问题认识出现偏差，对祖国统一心存疑惧”，也与香港问题有所关联。
因此他认为，这方面的“深水区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只不过是重新回到“行政主导”的应有秩序，而“行政主导”本来就是回归前香港政治常态，但台湾近30年来搞的是“三权分立”、非“行政主导”，故两者之间在论述上如何衔接；二是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香港宣誓制度、资格审查制度，可以对统一后台湾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示范作用，但能否恰当适度运用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基本法》双普选远景目标”的复合性论述，仍然对做台湾人心工作、改变台湾社会对统一以及“一国两制”刻板认知有所助益；三是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后更显中央全面领导并强化军事、警察、国安权力的极端必要性，但相关涉台论述仍处于缺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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