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领域蓬勃兴起,市场需求结构快速迭代,新场景新应用持续扩展,未来全球产业布局、经济格局加速重构。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成为奠定大国竞争力的核心基础。
在此背景下,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特别是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正在成为大国角力的战略性依赖力量。如何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以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动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超过21.2%,人才总量达2.2亿,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12亿,我国已形成世界最全工业门类和最大规模的人才资源积累。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原始性、基础性创新不足,核心技术、底层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近年来我国专利数量、SCI研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基础研究的世界级贡献不多,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不高,重要技术装备主要依靠进口,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科技和产业领域还存在“卡脖子”问题,“从0到1”突破问题尚未解决。
现实表明,我们在大规模培养、集聚、配置和使用全球一流人才智力和创新创业资源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我国是科技大国而非科技强国,是人才大国而非人才强国的基本态势尚未完全扭转,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局面仍未改变。
近期,我国科技攻关实践一再启示: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不仅在“投钱”,更在“投人”。
2021年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和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均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新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人才引领驱动”,即以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以人才引领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人才引领驱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科技领域实现从引进、模仿型创新向原创、颠覆型创新转变,人才发展实现从数量、规模优先向质量、水平优先转变。
面对新时代新需求,传统的人才发展治理结构、方式和手段都面临重大挑战。人才培养、引进、评价、使用、流动、激励等方面的“小梗阻”,逐步转化为阻碍人才创新创造的“大问题”。比如,人才评价去“四唯”的背后,就是“跟随式创新”“模仿性创新”的传统评价机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之间的矛盾。
现阶段,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显着变化,更加凸显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需求,与当前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水平之间的不协调和不匹配。当前,亟需构建一套推动人才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有效协同,与强国复兴战略有效呼应,能够显示世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和形成国际人才发展竞争优势。
如何应势而谋、乘势而动,推动相关工作改革突破、克难攻坚,培育具有国际一流创新能力、水平和效能的人才队伍,实现国家人才发展动能、势能由量到质的重大转变,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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