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破坏了档案资料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触碰了纪律红线
杭州市钱塘区纪委常委郑敏珍介绍，从一些违纪违法干部案例看，档案造假的“高发时段”集中在其工作早期，高发地带则相对集中在基层。对于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监督更全面，造假空间相对小，但其拥有更多把虚假档案转为“既定事实”的权力和能力，在纠治档案造假问题中也应予以关注。
“此外，提拔前和换届选举前、跨地区调动前后也容易成为履历造假的‘易发环节’。”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个别干部为达到选拔需要的在基层或某个职级的工作年限、最低学历等要求，选择在档案材料中虚构、增加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文凭。跨地区调动时，由于异地考察干部存在衔接盲区，也易发生造假。
档案造假为何禁而不绝？究其原因，是由于少数干部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轻易不会被发现，一旦成功则能为提拔晋升提供实在的“便利”，因而铤而走险，尝试博取更大的收益。
“少数干部档案造假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被发现，主要原因是档案所涉范围广、造假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特别对于较早时篡改、伪造档案资料的情况，因时间久远、跨度较长等原因，在认定和处理上存在较大难度。此外，个别地方和部门对干部档案管理较为松散、对干部选任监管不足、对发现的档案造假行为惩处不够，也从一定程度上为干部实施档案造假提供了‘便利’、壮了‘胆量’。”钱塘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科科长魏代龙说。
档案造假绝不仅仅是改几个数字，或者增减几份资料的问题。郑敏珍告诉记者，从直接后果看，造假破坏档案资料的原始性、严肃性、权威性，削弱了档案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而就潜在影响看，造假伤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事实上，档案造假不仅触碰党纪党规，还可能触犯法律、涉嫌违法犯罪，代价沉重。”
“干部档案造假，往往还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贪污腐化。比如在假档案的‘疏通’过程中，可能产生各种权力利益交易。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造假者一查到底，还要以此为切入点，全面查清其背后的腐败问题。”洛江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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