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其著作《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中,深刻探讨了人们在哪些情况下能充分享有言论自由,以及在哪些情况下言论自由必须让步于其他价值。即便在刘易斯这种被外界视作过度纵容言论自由的人眼中,也认为煽动仇恨、诽谤以及侵犯公民隐私等行为,不能完全不假思索地以言论自由来正名化,而是应该权衡其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再加定夺。2019年时,乱港势力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大肆鼓吹“港独”、勇武暴力等极端言论,已对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香港社会的正常运转、乃至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类无底线的言论自由就算在美国也是零容忍的。
其二,西方社会对外灌输的那套民主自由价值,往往具备很大的功利性与伸缩性。当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对自身不利时,西方政客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双重标准,马上走到民主自由的对立面。2020年的美国大选,在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影响下,一群右翼分子闯进并占领国会,企图推翻拜登胜选的选举结果。一向自诩尊重公民权利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容忍骚乱人群的所谓示威自由,而是派出大批警察对其进行镇压。事件造成多名示威者死亡,数百名参与冲击国会事件的人士被捕,个别煽动叛乱的头目分子更被判以十数乃至逾二十载的刑期。
近期在美国多所大学针对以巴冲突爆发的反战示威,迎来的也是警方雷厉风行的清场行动,且背后有美国政界的授意与默许。美国总统拜登表明,蓄意破坏公物、侵入建筑物、封锁校园等皆不属和平抗议,而是违法行为。但反观美国政客在对待2019年香港的黑暴动乱时,却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当时其毫不掩饰地夸赞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学校园的画面是美丽的风景线。但事实上,美国却绝不允许这类颜色革命降临在自己身上,足见西方政客鼓动别国人民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说辞,是多么自相矛盾且虚伪可笑。
其三,我们应该打破对民主自由的迷思,民主自由程度越高并非等于政制就越先进。民主自由只是公民参与政治及地区治理的一种手段,但真正重要的是,能否由此达致我们的共同目的——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公平及正义的社会。过去,我曾简单地认为,实现民主自由就是现代社会的最终目的,越民主、越自由必然代表政制越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