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美元大幅升值，使得拉美一些国家国债面临违约的风险，这与20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有些相似。阿根廷2023年全年累计通胀率达到211.4%，创下自1991年以来最差表现，这同样来源于政府依靠印钞来筹集财政支出。该国总统米莱一上台便人为把比索贬值54%，导致通胀问题进一步加剧，引发阿根廷国内消费大幅下降。2024年一季度，阿根廷牛肉消费量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应对的三点启示
前述各国不同的债务扩张模式和经济发展表现表明，政府债务管理需要跳出债务看债务，从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大周期下来统筹考虑。笔者认为，这些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对当前的中国需要应对的政府债务风险，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是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保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披露的数据，中国2024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至294.8%（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到56.7%（中央政府杠杆率23.9%，地方政府杠杆率32.8%），低于国际上60%的警戒线。
不过，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考虑到市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估算大致在6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加上约40万亿元的显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最高可达100万亿元左右，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大概在80%上下，债务规模并不低。特别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减，一些地方的债务风险的确值得关注。
笔者认为，当前应该协同推进政府债务规范管理与推动经济增长两手抓。一方面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全面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并通过转移支付等置换前期本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支出，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另一方面，系统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地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规范地方政府负债渠道和资金使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二是控制债务规模，更要政策合力抬升名义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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