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还阐述了一些乐府学知识。其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诗的入乐情况作了区分，将乐府诗的辞乐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声以度词”。即所谓的“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具体包括“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个诗题标记。一种是“选词以配乐”。即所谓“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具体包括“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个诗题标记。这是继沈约之后，曲学家之前，对乐府诗辞乐关系最清晰的表述。“因声以度词”也自此成为一个关键概念，被后世用来揭示词体起源。
元稹指出文人编撰的《乐录》存在不当之处。如其《乐府古题序》云：“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元稹所说《乐录》当为《歌录》。《乐录》与《歌录》有别，前者记录乐府表演活动，后者记录乐府歌辞。元稹认为不应把那些不入乐的诗编入《歌录》。这一看法过于绝对，需要具体分析。宋代以前凡称乐府者，必与朝廷礼乐机构有关：或是朝廷礼乐机构曾经表演的歌辞，或是朝廷礼乐机构正在表演的歌辞，或是希望成为朝廷礼乐机构表演的歌辞。据此而论，元稹的说法，就将大量乐府诗排斥在乐府《歌录》以外。更何况，前人将元稹提及的《木兰》《仲卿》等诗收入《歌录》，必定有所依凭，并非随意收录。且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曾看到过元稹《乐府古题序》，但仍然收录了《木兰诗》《焦仲卿妻》等诗，这说明元稹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最起码郭茂倩并不认可。
元稹修正了“乐府肇于汉魏”的说法。《乐府古题序》云：“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牧犊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刘补阙具体情况不详，其所云“乐府肇于汉魏”是就乐府总体状况而言，乐府诗中确有部分琴曲歌辞和杂歌谣辞出自先秦，但这不能改变绝大部分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这一基本事实。《乐府古题序》云：“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指出了前人写作古题偶尔也会背离本事，这有助于人们瞭解拟作古乐府的一些实际情况。
三
元、白新乐府辞中也涉及一些乐府学知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倡导古乐、反对俗乐的观点。如元稹《华原磬》云：“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华原软石易追琢，高下随人无《雅》《郑》。弃旧美新由乐胥，自此黄钟不能竞。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何时得向笋簴悬？为君一吼君心醒。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从诗中可以看出盛唐时古乐日渐凋零、俗乐备受欢迎的状况，而诗末四句也表明元稹对此持反对意见。白居易《五弦弹》也表达了相同观点，诗序云：“恶郑之夺雅也。”诗中进一步阐述这一主旨云：“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澹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古乐有很多优点，音调舒缓，曲淡节稀，一唱三叹，能令人心境平和，怎奈重今贱古是当下人之常情，古乐已无人演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