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闽台的文化交融不断加快与深化，开启了不少具有两岸性及首创性的文化节、文化论坛、金身巡台、共祭祖庙等各个层面的民俗活动，而且福建十分善用作为台胞祖籍地的优势，扩大族谱对接、寻根谒祖、恳亲联谊、同名村结对子、两岸家书研究等系列凸显宗亲乡情的活动，强化台湾民众对祖籍地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例如，由两岸信众共同参与的首届两岸清水祖师文化节于2014年1月在福建安溪开幕，台湾信众参会总人数多达三分之二。〔19〕多年来，台湾信众均会赴漳州东山祭拜关帝祖庙，该关帝祖庙据称是台湾一千多座关帝庙的香缘祖庙。2016年10月，东山关帝金身首次起驾赴台，开展环岛巡安活动。〔20〕2017年9月湄洲祖庙妈祖神像也前往台湾开展巡游活动，经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嘉义、云林、彰化、台中等10个县市，涵盖台湾89个宫庙，是历届巡游宫庙最多的一次。〔21〕类似的事例还有陈靖姑金身、闽王王审知金身、南安凤山寺广泽尊王金身等绕境巡台等，均引发台湾信众热烈反响。此外，两岸民间时常进行信俗资料共同编撰工作，以文字资料的方式将共同的民俗信仰及闽台渊源关系延续传承。例如，历经10年编纂，在台中市大甲镇澜宫首发的首部《妈祖文化志》便是由两岸共同合作编纂的，对包括妈祖文化的传播、妈祖宫庙与文物史迹、妈祖祭典与民俗、妈祖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妈祖信仰组织等做了整理和纪录，让两岸民众更有系统性地瞭解妈祖信仰文化。〔22〕诸如此类的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活动在不断推进当中。在疫情期间，更是变通和创新了两岸互动的新路径。诸如举办了两岸线上祈福活动，将民间信仰与数字科技有机结合，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达到凝聚人心、强化认同的正面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不断推出各种类型的族谱对接、同名村签约结对子、宗亲青少年福建寻根、两岸民间谱牒文化论坛、传统文化研习营、文化联谊会和两岸共同联办的妈祖大型电视晚会等，以及不断加强与台湾在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进行密切互通，开展诸如“福建文化宝岛校园行”“两岸少数民族青年舞蹈大赛”“非遗文化入岛”等活动，邀请台湾木偶戏、剧团到大陆表演等。通过各类型、新形态活动，进一步将闽台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在闽台文化连结性较高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发展新路，开辟新形态融合之道。同时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新元素，从而提升对台湾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将他们纳入闽台区域文化互动的进程中，培养他们对大陆祖籍地、祖籍文化的瞭解与认同。与此同时，创建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别在闽南及闽西各县市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及客家文化，吸引台湾民众赴闽交流与互动。在不断推进闽台区域文化深度融合的进程中，福建在客观上已潜移默化地在构建“闽台文化共同体”，同时以此为基础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
二、福建在“两制”台湾方案探索中的功能角色
在“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过程中，与其一水之隔的福建扮演的角色地位，发挥的角色功能显然无法忽视。该省与台湾的历史及现实连结，特殊的地缘地位，在对台政策先行先试、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及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等诸多方面均有一定的建树。不管是对“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还是两岸统一后的治理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闽台特殊关系奠定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比较优势
闽台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因地之相近、民之往来，产生地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互相认同，由于闽台两地特殊的地理区位关联，包含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地理关联、紧密长期的经济地缘联系、唇齿相依的军事格局依存关系，以及深刻醇厚的地缘文化同一，所以这个区位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两地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发展。〔23〕闽台两地渊源深厚，从可考的文史资料及文物考古遗迹来看，两地从新旧石器时代开始便已形成同质性较强的文化圈，台湾不少早期文化类型均发源于福建。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福建先民不断迁徙至台湾，带去的不仅有大量的劳动力，还有传统工艺与族群文化，台湾各类型社会样态大多移植自福建。独具有闽台特色的区域文化，成为两地民众割舍不断的精神纽带和历史连结。
在建制设省之前，从1684年到1884年长达200年的时间，台湾长期隶属于福建，全称为“福建台湾府”。1885年台湾建省之后也与福建维系着紧密的关系。在名称及行政权力运作上效仿“甘肃新疆省”的治理模式，称为“福建台湾省”，同时仍然在教育行政、财政、幕府制度等方面同福建保留了若干行政上的关系，官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设置加深和加重了台湾建省初期闽台之间的关系。〔24〕台籍大陆学者汪毅夫在其撰写的文章中，引用了1886年6月，奉命筹办台湾建省事宜的闽浙总督杨昌浚、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会奏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的论述，原文再三重申“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的旨意，并指出“闽台本为一省，今虽分疆划界，仍须唇齿相依，方一可以资臂助，诚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珍域，乃能相与有成”。〔25〕从台湾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在台湾建省之前闽台本为一体，融合发展的广度及深度显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显着特征。并且在建省后的初期，台湾依旧保有与福建特殊的行政关系。当时双方如何展开行政权力运作，巩固对台湾治理的相关做法及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如今探索台湾方案提供启发。
1945年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归华夏版图，闽台两地被侵略势力弱化的连结关系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补强。在台湾接收过程中，福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建后的台湾行政和公共事业系统，也深深地留下了福建的印记。〔26〕在临近光复前，福建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当年的行政体系中，福建省公权力机构已高度关注并着手研议协助台湾复省及社会重建等相关工作，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干部人才储备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准备投入台湾参与社会秩序维护的员警在福建长汀、三元等地培训，超过7成为闽籍人员。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重建过程中，福建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闽台两地互动掀起了一轮高潮，社会融合发展得到跨越式的推进，经济社会连结进一步强化。可以说，在台湾社会重建及“再中国化”进程中，福建扮演的角色功能积极且正面，极大地助力修复日本殖民统治给岛内造成的冲击与创伤。福建除了大量人员参与台湾社会重建与修复外，闽台两地人员交流、互通有无、互助赈济成为阶段性新常态，有力地再次强化两地的连结。不管是历史上的闽台治理实践，还是台湾光复重建工作中的福建扮演角色功能，均可为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融合发展强劲势能夯实“两制”台湾方案的“闽台社会基础”
经过多年的密切发展，福建事实上已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中，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并累积了诸多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尤其是闽台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效。这些既有成果产生了“外溢效应”，成为可复制、可推广及可效仿的经验总结，甚至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两岸融合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之下，尽管受台湾岛内的政治因素牵制，在特定程度上影响了闽台融合发展的进度与进程，但原有的根基及融合发展现状依旧具有不容小觑的规模效应及正向效益，对深化闽台融合发展依然具有强大的内驱力。在此基础上，福建不断加大探索适应新局势的融合发展策略，以规避负面因素，跳脱既有局限，创新模式及探索新路径，不断为推动闽台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近年来，福建在推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小三通”的基础上探索如何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的“新四通”。同时力促两岸应通尽通，在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等各个层面进行发力，推进和密切闽台两地的融合发展。各个层面的深化合作及融合发展，正面效益不断显现。相关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来，闽台贸易额超1.2万亿元、实际利用台资超300亿美元、公布实施225项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台胞入闽超1400万人次、向金门供水超1500万吨、来闽实习就业创业台青近4万人，福建对台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客观反映了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的实践创新。〔27〕
闽台两地既有的深度融合，让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彰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成为吸引台湾民众西进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少登陆台胞总体上对福建尤其闽南有天然的亲近感，认为在当地生活发展如同在台湾岛内，不会有多大的违和感。情感倾向加上政策磁吸，让福建吸引台湾民众登陆的相对优势不断凸显。目前福建各地不断强化在闽台胞的认同意识，落实“同等待遇”，让台胞台企留得下、待得住，并透过口碑传播的方式呼朋引伴，形成“滚雪球效应”。同时，福建也十分注重惠台政策宣传的力度与深度，藉由各种媒介与路径，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赴闽扎根发展。在深化闽台融合发展进程中，两地蕴含的人文、经贸、宗亲、地理等各个层面的优势因素，是大陆其它省份在做对台工作时难以媲美的。福建各地以此为基础，协力共同巩固闽台关系，进一步深化两地融合发展，形成的联动效应及协同机制已不断地发酵与强化，这当中蕴含的强大势能可夯实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闽台社会基础”。
（三）先行先试示范效应开拓两岸治理体系新路径
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福建各地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在两岸检验检疫结果互认、对台放宽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两岸产学研合作机制，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建设，两岸贸易合作及金融合作交流，两岸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便利两岸直接往来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探索台胞融入社区生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体系完备、运作有序的协同体制。同时，福建注重发挥闽南、客家、妈祖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打造两岸文化产业基地及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推动闽台区域文化的深度融合与有机桥接。福建各地在各个领域开展先行先试，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治理体系，累积和总结经验，发挥了示范引领效用，形成独具福建特色的运作模式及经验总结。
在“福建模式”当中，平潭综合实验区及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最为典型。以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为例，厦门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试验，创新体制机制，以配套推进区域合作、行政管理、对外开放等支撑体系建设为基础，构建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区。〔28〕涉及两岸产业深度对接、打造两岸文化交流最活跃平台、形成两岸直接往来最便捷通道及完善新型高效的社会管理体系等领域。〔29〕厦门先行先试特征凸显，不少领域的开创性试水，在大陆探索两岸治理体系新路径中不断累积动能，而该市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形成的可执行性较强的运作模式，值得借鉴和效仿。
平潭综合实验区则结合其对台综合实验区、自贸试验区、国际旅游岛等先行先试的地位及优势，致力加快两岸区域合作，创建两岸合作交流互动前沿平台，创新两岸协同发展的创新机制与体制，稳步构建互利共赢的两岸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先行先试”不同于其他经济特区或类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主要是有关两岸合作领域制度上的“先行先试”，不是简单经济领域合作的“先行先试”，而是涉及两岸“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先行先试”，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制度与法律上的“先行先试”，为未来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与大陆的社会、政治融合累积经验。〔30〕亦即，平潭综合实验区较为凸显融合发展的两岸性、共同性、协同性及交互性，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对经济、行政及管理的制度安排进行模式创新与先行先试，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以及丰富“两制”台湾方案的治理实践无疑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三、“福建模式”对“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三大效用
福建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中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具有制度创新优势。紧密的闽台关系为两地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不断的先行先试及体制机制创新则进一步深化了融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福建累积不少具有福建特色的经验总结，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省份的“福建模式”。该省不少首创性、示范性、两岸性、交融性的探索及实验，对于推进两岸深度融合具有高度的指标意义。特别是对标台湾外岛及在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开展涉及经济、行政、社会管理及法律等体制机制的创新，从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入手，开创性地进行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中具有引领示范效用。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相关模式，对于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两制”台湾方案的内涵与外延，乃至两岸实现统一后的治理实践问题均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融合统一路径”强化“两制”台湾方案顶层设计的适切性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终极目的是通过融合发展实现两岸的“融合统一”。这种通过融合发展推进两岸统一的路径，成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指向，也提升了和平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赋予和平发展以更充足的正当性、更有目标的方向性，注入更具价值性的动能与内驱力。同时也使得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具感召力及号召力，经由目标导向的引领让更多致力于推动国家统一的各界人士，对中央的对台大政方针、制度设计与安排更加理解与拥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31〕可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融合发展对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是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路径选择之一。在此一逻辑之下，藉由推动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稳步实现“两岸融合统一”，亦为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
“福建模式”便是采用推进闽台深度融合的方式，探索两岸和平统一及融合统一的典型路径。这种模式不寻求两岸权力运作体系及治理体系的硬性整合、即时性统一，而是致力于采取渐进式、局部性先行融合与统一的路径。从融合发展到融合统一，从局部融合到整体融合，从深度融合到实现完全统一的进程。可以说，“融合统一”是“福建模式”的终极目标，而“融合发展”则是朝终极目标推进的路径依循。本文认为，以“融合统一”为导向的“福建模式”，其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可强化“两制”台湾方案顶层设计的适切性。藉由“福建模式”的开创性及先行先试，可累积不少经验，并不断完善与发展，规避可能引发反效果的制度设计，完善适合推动两岸融合的政策措施，提升在闽台胞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强化他们在闽台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意识，跳脱客体被动融入的方式，共同凸显推进闽台融合发展的两岸性。“福建模式”的日臻完善并形成规模效应，定能为“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让统一后的治理实践，更具可操作性及针对性，更适应台湾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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