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应审慎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 |
中评社╱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作者：夏立平（上海），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新雷（西安），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拜登政府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从大国政治、国际秩序和文明形态三个维度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该新态势意欲通过“国内投资+结盟盟友和伙伴≥中国竞争”的内容模式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战略竞争，并愈加呈现出目标更加明确、布局更加展开、路径更加清晰的显着特点。有鉴于此，中国应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弱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溢出效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基础，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在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为此，本文拟对拜登上台以来推进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予以全面分析和深入评估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动因
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政府先后于2021年3月3日和2022年10月12日发布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与报告。作为最能体现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重要文件，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就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予以全面论断，不仅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迫在眉睫的挑战”，以及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而且提出“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 结合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并推行的“投资、结盟、竞争”对华政策框架及其外交实践，可以发现拜登政府在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已经展开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至此，面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的历史现实和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的百年大变局，不论是拜登政府提及的与中国进行的“极限竞争”还是“竞赢中国”，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无疑，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维度的重大考量。
一是在大国政治维度，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在“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千年未变，国际关系一直就是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围绕财富和权力的争夺” 的国际社会结构下，体现为霸权主义的大国政治，亦称强权政治，都会基于本国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法则制定外交政策，甚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不惜违反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原则或规则而侵犯他国主权、干涉内政，从而谋求全球或者地区的统治地位。 检视美国霸权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到超强的国家实力始终是美国获得霸权和护持霸权的一个根源性因素。 换言之，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里，只要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美国就能维护、拓展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从现代美国外交战略历时超过70年的对外政策实践来说，获得实力及实力地位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也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的核心概念之一。 因为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不仅能使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能使美国的盟友和对手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这也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再者，作为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既在于其对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运筹和行使，也在于其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概言之，致力于以实力地位捍卫美国在国际社会结构下的大国政治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稳定，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大战略目标，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延伸“单极时刻”并打造单极秩序的霸权惯性使然。为此，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和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带来的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和地区主导权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富有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中国倡议的提出和落实，美国便自然而然地将中国视为挑战甚或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且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最具实力的国家行为体对手。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指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二是在国际秩序维度，强化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但这不并意味着无一定程度的国际秩序，因为有国际交往就必然有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历史地看，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与国际社会中大国的兴衰规律紧密相关，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就当今国际秩序的变迁过程和外在表现特征来说，可谓是“两种”秩序的“混合型”秩序，一种是根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原则构建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基础规范的国际秩序，一种是源于冷战时期以美国同盟体系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式”的国际秩序，但美国都是此“两种”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特别是就后一种秩序而言，因为该秩序——以美欧国家集体安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规则等自由主义思想为内核——赢得冷战并催生“历史的终结”，以致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此意义上，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轫于少数几个西方民主国家，但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尽管该秩序遭遇特朗普政府“退群”外交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美国不仅退出《中导条约》和《关于伊朗核计画的全面协议》等有关国际核安全秩序的国际条约，还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机构，但其后的拜登政府还是予以一定范围的重返和修补。究其缘由，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高度的复原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面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自由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的韧性就在于其规范能够调适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并引导其成为西方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能够起到积极的典范作用。 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趋向“东升西降”的大变局时代，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中国都被视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不讳指出，中国创建的亚投行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此后，拜登政府在其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综合运用各种实力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
三是在文明形态维度，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不仅是一个关于自我生存的完整体系或概念，也是一个民族全面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 在一个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构成的现代文明世界体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世界文明多元化形态。而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可谓是人类文明多元化形态的应有之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一。
进言之，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形态本身就表明民主是世界各国及人民普遍享有的主权权利和法治权利，不是少数国家垄断的专利，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实现方式，更不是西方大国用来干涉他国内政和进行大国博弈的“价值观武器”。溯及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过程和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可以得知包括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核心理念的民主理论的本质是反对一切特权的革命，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特权，也反对资产阶级特权。 同理，在一个多元文明形态并存的后冷战世界，即亨廷顿认为的一个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多文明世界，同时也在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大历史时代”，民主尤其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是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未来愿景。
可是，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基于其“输出民主”的历史传统和终结冷战的历史经验，再次将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价值观“私有化”“武器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推进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和博弈，即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呼吁的组成一个“民主国家新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而出身美国民主党身份的拜登更是重视“价值观外交”，不仅在国内重振民主价值，还将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议程并在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开线上“全球民主峰会”。结合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宣称，“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不难发现拜登政府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的目的意在通过“价值观联盟”来构建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从更宽泛的视角看，也不乏与中国开展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