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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介正 |
黄介正：全世界都面临四座困难的大山
台湾精英阶层都知道问题所在
我们目前面对的困境，有四座大山，不是神山，是四座困难的大山，这个全世界都面对。
第一座大山是逆全球化有没有边界？它有一个趋势，有一部分做法，但它不是全部的产业。全球化所造成的优势及冲击，我们已经经历了至少30年，可是逆全球化很多是现象跟片面做法，有没有一个parameter（边界），我们现在很难探索，因为好像某一些产业可以做到某种程度或某种百分比的逆全球化，但它之后就会停下来，因为不可能全部。它有可能一部分是因为产业分工本来就存在，或者是因为全球化浪潮加剧了这种分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逆全球化可以走多远，变成一个很大的困境。
第二座大山就是地缘政治，其实就是战略安全，或者是地缘战略，因为它不完全是政治，它还包括经济、产业、科技等等。
第三座大山是谁可以掌握领先技术。更深刻地讲，应该是技术高地的抢夺，它包括了军用技术、产业技术，不管从AI到所谓的极音速导弹，这些只要没有抢到高地的话，就只能是跟随者，尤其是强权对抗中间。我越来越相信他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谁能够掌握领先技术，在技术领域，我比较不喜欢去用哪一国获得更多的专利，或者是哪一国的数学考试特别强来评判。
第四座大山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就是人才量体够不够。每一国都有人才，我们如果用主权民族国家来算，以国家疆域来算的话，真的是人才的量体够大，人够多，竞争力就特别强。所以在强权之中也是人才的竞争，在大小国不同国力的对抗竞争上面也是人才量体的竞争，我相信大家都在不同的职场有很多体会，我认为这些环境对台湾都会产生影响。
全球都有这4座大山，我觉得第一题问得很好，这些政经环境的敏感度，其实不要说现在，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看法，跟普罗大众是有差距的。我记得我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针对美国民众跟针对美国国会助理做的民调，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民调，结果看到差距之大，自己都会吓到。我讲的是1994年看到的数据，也就是说国会精英都认为美国对台湾是有安全承诺的，国会的助理可能工作的场域或者涉猎的议题，或者可能他们是在华盛顿，所以他们的思维在华府那种比较high politics的角度，可是一般民众都不认为美国要为任何一国有这么高的承诺。所以三十几岁的时候民调对我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精英阶层对于政策的选择和认知跟一般民众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们现在把它translate出来的话，还是统治精英跟一般民众的认知差距使然。但是近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数，也就是部分统治精英或领导精英，会运用民粹去导引所谓的民意，我个人认为这是制造出来的民意。因为一般民众并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分析利弊，所以很容易用情绪和感官去针对一个问题做出决断。
台湾对这些有没有敏感性？我觉得今天台湾属于精英阶层的，不管是什么颜色，敏感度是高的，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也知道风险在什么位置。可是这些精英的认知有没有办法传达到一般的民众，让普通的民众同样感受到这个敏感度就不一定了。比如说坐在衡山指挥所里面的人，跟在KTV里面唱歌的人，对于台海安全形势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常会被总统叫去开国安会紧急会议的人，他们的感知因为有不一样的资讯或者情报来源。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当听到“有政府请放心”6个字，就觉得ok了，就是说你没有让我感觉到问题大，当然中间牵涉到很多理性与情绪之间的拉扯。
台湾与美日打交道并不容易
不能用民粹情绪决定未来命运
第二个主题是怎么看中美战略博弈对台湾的影响。我觉得大家基本都知道，中美两个大国对台湾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我们跳不开也逃不走。我以前当陆委会副主委的时候，我说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2300万台湾人跟古巴人交换移民，古巴那个时候还是卡斯特罗，还是共产党，让他们到福尔摩沙来，大小共产党自己玩，我们去被我们的友邦环抱，又在美国的后院多好。但是台湾人民不会答应，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祖坟，另外最重要的是去大陆经商的，还有去日本旅游的机票比较便宜，大家都不会想要离开台湾。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面对两强竞争。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在奥巴马卸任以前相当一段时间，后冷战时期，就是要钱找大陆，要命找美国，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亚太地区都享受到红利。红利是怎么来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交往政策，美国希望改变中国。一直到小布希总统的时候，佐利克还在纽约演讲，说我们对中国的政策跟对前苏联是不一样的，前苏联我们是用围堵的，对中国是要把它拉到世界来，让它遵守世界规范。美国这一厢情愿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这又刚好跟历史的必然或偶然有关。
所以对于强权，我们会发觉，台湾对于强权的认知够不够？瞭解不够的话，判断就容易有失误，包括政策选择在内。可是要怎么样去认知呢？总不能全部上网查，你一定要有直接的战略情搜，通俗的讲叫做沟通交流。若不瞭解就容易判断错误，完全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很担心研究中国大陆问题的研究生，两年半毕业，问题是疫情三年，他们的硕士论文完全没有田野调查，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也没有大陆的朋友，所有资料都是老师、书本或网路上的，所写出来的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哪一种政策分析，到底扎实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是因为我们都有跑大陆的经验，所以可以根据直接的一手的资讯，或调查研究所获得的资讯，去做分析跟判断，而年轻世代未必有。
我很讨厌讲什么“亲美和中”，台湾从蒋中正到如今，我们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杠杆，老早就挂了，这是事实，谁当总统都一样，你敢不接美国电话？就这么简单。所以不需要去指责别人亲不亲美。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跟另外一个强权，能够对他有更好的认知，从而获得保存台湾最佳利益的判断。换一句话说就是国家安全智囊，必须要有接触面，不然的话就容易判断错误。
如果我们通通坚壁清野筑高墙，然后断绝沟通，然后弱化瞭解，这对彼此之间的利益，到底好不好？美国也发生同样的问题，美国因为担心国安，所以很多富于与中国大陆交往经验的人，反而变成了安全单位比较在意的人士，或者是知识分子想要做比较持平的判断，或者是分析的时候，导致了他自己在工作上政治上受到干扰。在台湾的现象更明显，我只要是在YouTube直播，骂我舔美派的人多了，小粉红全来了。所以我倒不担心我们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正常世代交替以后的下一批决策者身边的顾问群中，对于对手到底瞭解多少，不要讲大陆，美国也一样。
我一直讲，对两强，台湾都要去周旋。我们今天跟美国谈TIFA多难，我第一次听到TIFA是33岁的时候，在驻美代表处，因为政治组负责国际组织，所以一定会碰到这种经贸谈判。我第一次见到蔡英文，就是当时国安会谘询委员蔡英文在跟美国谈，GATT+ WTO的那个时候，但外交部说虽然是由经济部主导，外交部自己也要派员瞭解，就把我派去坐在台湾这一方担任记录。我们情绪上面其实不需要理性的选择，站在更自由民主一边，全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想法，因为它跟我们的理念、思想、生活方式都很接近，可是并不代表他们很好对付，也都是周旋，而且很难谈。对台军售，我们几乎是卖方市场，不好交涉，我们要的东西别人不给，我们买一个长矛，他锯掉30%然后卖给你，因为美国怕长矛会戳到大陆，所以它锯掉30%让你可以挥，但是怎么挥都刺不到对岸，或者是其他的考量。
跟中国大陆23项协议好谈吗？每一项都是很困难，国台办是最nice的，它是希望把事情弄好，问题是商务部、外交部、中央军委各有不同的看法，光是禁限制水域要不要开？两边军方都很硬，因为他们并不是想要做生意的人。所以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双方沟通顺畅，随时电话简讯都可以讲的，也都是周旋到半死，但是有沟通，有周旋，有在开会的时候，擦枪走火的几率是低的，这是事实。
所以讲到台湾怎么样选择，其实台湾没有什么选择，台湾的选择就是同时跟两个影响我们命运的对手去周旋，我们也只能这样。有人讲一个是善霸，一个是恶霸，所以选择非常简单，问题是两者皆霸，不是你选他，是他选你。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越来越精明了，不是只有美国会打台湾牌，现在中国大陆也打台湾牌。所以如果我们天天在想选边，或者是我们只要片面搞单边，就可以面对台湾的挑战，恐怕是缘木求鱼。
第三个问题，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影响最大的，对台湾来讲就是地缘。我们因为处于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价值，我们也因为待在这里走不掉，所以非常困难。光能源就知道了，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交通便利，可台湾很容易就变孤岛。所以我跟美国人讲，你一定要我当刺猬岛，我是接受的，但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当我的Uber eats，而且是24小时服务，因为我被围困起来了。你说我手只要这么长就好了，台湾也没有实力伸那么多，美国讲的也没错，我们国防预算就是这么一点，什么都想做，结果就是什么都没做，因为确实钱就这么多。美国从马英九上台2008年就有人提刺猬，讲到现在还在讲，去年的兵推美国朋友还在讲你们只能当刺猬，刺猬的刺也有长刺跟短刺，但重点不是对手要不要饿死你，而是他可以饿死你。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凡是可以担任送餐小哥的周边国家都愿意送餐，而且顶着炮火前进，是我们能不能够只做刺猬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真的要饿死。古今中外的战史上，没有一个堡垒没有被攻破过，都被攻破了，所以地缘战略变成我们的考量。
处理与大陆的政经关系
台湾的选项少需要稳定
第四个问题，台湾应该如何处理跟中国大陆的政经关系。其实给台湾的选项也非常少，就是要周旋，政治上要周旋，经济上要周旋，产业不可能完全切割。今天以台湾的政经环境，没有一个党、政治势力或政府可以直接命令我们所有产业在一个口令之下完全配合政府，而且各个产业也不一样，传产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还有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些都不是政府可以去manipulate的。
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提出了要求，必须让台湾在未来几年要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想处理的第一个条件是要能够坐下来，不然就谈不上处理。我们过去过度仰赖媒体、靠政策说明、靠键盘去做沟通，因为不接触，现在新冠疫情解封以后，是不是海峡两岸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封，让大家针对一些议题来谈？其实不想谈也没关系，我们先来做预备性商谈，就是双方先坐下来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谈，先坐下来，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预备性商谈我们可以找一些功能性、事务性议题，在不涉及一个中国涵义的情况下，让一部分议题先谈起来，双方至少在试水温、测诚意上面，可以在小范围先试先行部分预备性商谈。
总结来说，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两句话，一个叫做“稳定胜过一切”。下一任总统，谁要去选我真的是给他用力鼓掌，我不一定喜欢他或投他票，但我给他用力鼓掌，因为台湾未来2024~2028，你可能从当选就职那一天开始民调就一直往下走了，很难往上拉，你看困难重重，刚刚遵慈也讲了五缺什么的很难，也因为刚刚大家讲的这些问题，所以必然要求稳定。
美国谁当总统？川普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被定罪，他可以一直闹，但每出庭一次就是一次免费助选大会，那他到底怎么走？我们对美国政治都没有把握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挑战，我相信搞经济搞贸易的人应该也很清楚，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好，双循环的比例，大家也知道主要依赖内循环。所以我觉得在大家面对这么高的uncertainty的时候，“稳定胜过一切”是我要讲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共同争取时间”。每一次美国人跟我讲说5年之内会打，我跟他说对不起，你给我的军售融资（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FMF），第一年你就容许我12年分期还，我说你会借钱给5年就会死的人吗？不会，所以你内心深处判断我是可以还的。所以你们自己先沟通一下，如果你觉得5年之内台湾就挂了，你就不可能给我12年偿还的条件了，所以军售融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战略上是个好事，它可以加速传统军售的作业流程，因为我不用分10年编列预算，因为融资所以我可以3年或5年，我就把这个案子给结了，我可以拿到东西。别人借我钱，就一定会想办法让我活着。
另外CPTPP要谈也需要时间，如果台湾5年会挂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从此不用再谈CPTPP。跟日本的情报交换讲了二三十年，但是日本的官僚一定会跟你花30分钟解释困难在哪里，然后隔12个月，大家又见面再开一次战略研讨会，你听到的还是前一年跟你讲的在日本的法规惯性，还有民众支持度。所以我们听到一些政客的宣告和意向，但是在实际官僚系统执行上面的工作困难，其实不需要我们去感觉，光美国跟日本交涉，美国所碰到日本官僚所产生的 Frustration，可以一起分享很多故事的。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它的特性，民主国家是4年换一批人，原来讲好的东西后来没了，但是日本的官僚体系的定力非常的够，所以你要在它传统定力中间，让它去做改变，不是战略文件公布就行，它的实践需要时间。台湾接受美国军购，消化美国军购，从初始战力到全战力，对于任何一个武器系统来讲都至少是5年以上，就是说从第一架飞机到新的F16可以形成全战力最少5年，再加上台湾缺战斗机飞行员，这些事实，台湾怎么能不争取时间呢？
美国也在争取时间，除非有意外，美国也没有办法说明天就是D-Day，然后所有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武装力量可以搞定解放军，而且很快，不拖延。中国大陆需要的更是一个走向2035的机缘。现在我们才2023年，大陆两个百年中间画的那条线在2035，中国大陆也需要争取时间。所以时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整个国际政经环境都很惨，全球都很惨，美国也很惨，法国总统跑去北京讲话很小声，因为国内罢工就搞死他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光看表面，要看实质，不要用情绪决定未来，这是我要讲的，谢谢。
王昆义：结语
今天前面两位，包教授跟徐教授从学理性切入，一个从国际政治，一个从国际经济面切入，后面两位做了现实面的补充。我做简单的结论。台湾的出路问题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地缘战略，一个是技术的问题。
地缘战略来讲，黄教授说的台湾不可能搬到古巴去，这是不变的格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往西不断在扩展，用和平牌去扩展，它掌握欧亚大陆心脏地区，按照麦金德的地缘战略理论，是不是中国的势力会涨，美国的势力会消？美国是不是又回到只能站在马汉所说的，在欧亚世界岛的边缘，只能守住边缘？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战略里面，未来中国越来越向西走，而且拥有欧亚大陆的时候，是不是中国会因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然后又控制整个世界岛，甚至控制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大陆的势力应该是会越来越强。那么美国是不是会越来越下降？如果美国在地缘战略的强权争霸中，它的位置地位下降，台湾的战略地位是更提升，还是也跟着越来越低了？
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在地缘战略上做思考，这就回归到台湾处在东西桥梁跟南北纵横的状态之下，到底是要往北看、往南看、往西看、还是往东看，在迷雾之中如何去寻找最好的战略位置。
第二个，刚才大家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蔡英文的“努力”之下，不太可能把台湾医疗科技变成第二座护国神山，所以台湾怎么样保有半导体的优势，我想这是一个关键。
我们现在也面临其他问题，刚才黄教授也提到了人才体量的问题，我们的人才不断流失，不只是高层在流失，底层的也不见得会有未来，我看昨天的媒体说高职生已经消失了10万人，未来中低层都没有人要做的，意思说家里想要修个水电都找不到人，这是台湾未来人才的一个最大的危机。我所认识的包括我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学高端科技的大概都不想留在台湾，因为台积电再怎么样高薪，也只有台积电一家，其他的包括鸿海都还是血汗工厂，有多少人能待得住？现在问题是我们的高阶人才、精英的人才又没办法补充进来，从东南亚，说实话印度人也不见得很希望到台湾来，但是我们又禁止中国大陆精英补充，这是技术面与人才面台湾未来所要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所以如何解决地缘战略问题，如何解决经济的、技术的、人才的发展问题，是台湾未来出路的问题，也是未来总统要去想办法的难题。谢谢各位参与。
评论员简介
王昆义：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学士，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现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包宗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组毕业，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硕士，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政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副校长及监察院监察委员等；现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政治、外交决策、国际冲突等。
黄介正：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任陆委会副主委等；现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国民党国际部主任。
徐遵慈：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现为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国际组织、国际经贸法、亚太区域研究、性别议题。
廖雨诗：日本大学博士；曾任日本大学特别研究员；现为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经文化研究、东亚研究、国际关系、软实力外交、城市文化政策、文化产业规划。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