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自然过渡。香港若能通过大湾区建设自然地与其他湾区城市融为一体，港人也会自然获得“湾区人”的身份认同，“一国两制”于香港而言可发挥“用”的功效，仍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和标签，可以在湾区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一国两制”50年变与不变的争论也可休矣；湾区内的内地城市也能够在与香港的交流互动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两地向彼此靠近，利益一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自动消弭，形成一个整体。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发展战略，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探路的使命：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与资源的矛盾祗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需要一个领头羊。香港通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能服务国家所需，获得新时代的新定位。
香港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第一，香港应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良机。回归以来，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产业链条短、容纳就业人口少的产业始终占据着香港支柱产业的地位。因产业结构不合理、既得利益阶层霸占社会资源、转型决心不坚定等因素，香港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几次尝试发展科创产业都没有成功。而“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鲜明的标签，湾区城市自带创新基因，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等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东莞的制造业发达。香港自身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科研能力强，能够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发达的金融业可以提供资本支持。通过与湾区其他城市合作，相信香港能够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
科技的产业链条比房地产、金融业、服务业更长，几乎能够横向覆盖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可以带动各行业释放更多新的优质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上升管道。因此，藉产业转型升级之机，香港之前无解的社会、民生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第二，在湾区建设的初期，香港与其他湾区城市应鼓励市场主体多多进行探索，坚持“实践先行、立法在后”原则。正如“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之路也无样本可参照。与其中央事无巨细地进行顶层设计，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横跨“两制”的特殊存在，自下而上地生长更能优化资源配置、更有机会创造出“奇迹”。
这一探索式的发展方式对于大湾区内的城市来说并不陌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被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其后的四十年中，深圳抓住机遇突飞猛进地发展，从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化创新大都市，在新时代更是荣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殊荣，自我创造了“经济特区”的内涵。而与深圳同时成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则没有抓住自我生长的机会，被甩下了高速发展的列车。2019年2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只提供了框架和发展目标，具体细节还需区域内城市自己填充、创造、推动。“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香港与其他湾区城市应该树立“实践在先，立法在后”的观念，让湾区内多个市场主体自己“踩”出一条路，例如湾区内城市在某一项业务的合作上需要更多政策便利，当类似的诉求越来越多，各城市的政府经考察、协商后认为可以放宽限制，于是就可以出台新政策。这样形成的融合是自然、自发、自觉的，既有实际意义，两地民众的心理接受度也更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