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19日电／据21世纪经济网报道，9月18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幷召开共同富裕主题的研讨会。
发布会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方晋主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出席会议幷做主旨演讲。三位主报告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分别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紧接着，十多位专家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研讨。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之一。
《中国发展报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系统梳理了共同富裕的政策愿景与发展脉络，探讨了共同富裕在新时代的基本内涵。报告探索构建了基于生活质量研究的观察指标体系，对共同富裕的实施进展以及存在的突出短板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了增长与共享兼容的发展模式，详细阐述了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的差距、成因及应对之策，提出了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
现摘取《中国发展报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部分亮点汇总如下。
1．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全域性、差异性、共建共享性和渐进长期性特征。全体性，共同富裕强调的是普遍富裕，它涵盖了全体社会成员；全面性，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涵盖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全域性，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在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基础上的富裕，它覆盖了全国所有地区；共建共享性，共同富裕是人人参与建设、共同分享的富裕，具有共建共享性；差异性，共同富裕是承认和尊重每个人发展能力的富裕，强调不搞平均主义，体现的是勤劳致富、各得其所的精神；渐进长期性，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渐进式的。＜nextpage＞
2．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的共同富裕政策议程？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到 203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在中国政策议程上的地位由此更加凸显，由过去的理念倡导变成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政策议程，目标和路径更加清晰，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顶层设计上，共同富裕将在《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指导下整体有序向前推进。在实现目标上，共同富裕正在从“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转向先富带后富、实现全部地区、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在实现内容上，共同富裕正在从努力使全体人民从“五有”拓展到使全体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七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实现路径上，先行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3．为什么从生活质量评价框架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共同富裕是对社会群体生活质量和状态的评价。在国际上关于生活质量评价的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分析框架，有广泛的应用基础，国内在该领域也有很多探索。结合共同富裕的内涵，报告提出基于生活质量研究框架的共同富裕观察指标体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包含5个维度、34项观察指标，各维度下的指标分为“富裕性”与“共同性”两类：“富裕性”指标反映的是全社会在相关维度上享有的发展水平以及拥有的资源和服务，“共同性”指标关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行业和人群差异。
4．如何看待人口形势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nextpage＞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带来挑战，不利于我国建设富裕社会。从供给侧看，长期低生育率蕴涵的人口内在负惯性势能一旦释放，生育率不断下降将很难逆转，削减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社会老年抚养的比重，面对“未富先老”，社会成员中做蛋糕的人减少了，而分蛋糕的人口增加了，这同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做大蛋糕形成了尖锐矛盾。从需求侧看，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将对居民消费需求的规模增长、结构特征和质量提升都产生重要的抑制性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增长潜能上来。
5．当前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关键挑战有哪些？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形成明显的供给侧冲击，给我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带来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率提前出现了趋势性下降，使共同富裕面临经济增长难题；城乡、地区、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给实现全体性、全域性共同富裕带来挑战；人口结构变化给共同富裕做大和切好蛋糕带来挑战；社会阶层固化给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带来了阻力；资源环境约束增加；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体制改革缓慢等问题日益凸显。
6．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需要实施哪些新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需要建立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明确区域定位，统筹推进四大地区板块协调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西部地区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实施一批重大生态工程。东北振兴要取得新突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打造新竞争优势。开创中部崛起新局面，打造现金制造业基地，在沿长江、黄河中下游以及京广、陇海、京九等铁路沿线打造中高端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7．如何统筹效率与公平？＜nextpage＞
搭建“效率与公平兼容”的政策格局。打破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取舍思维，着眼于打破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可能三角”理念，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从构建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三足鼎立格局入手，同时实现提高生产率、获得新动能和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改革的核心在于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打破间要素配置和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各得其所，既具有足够的激励又创造出充分的效率。其次，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制订和实施产业政策。最重要的是将更多的社会目标纳入产业政策中，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经济发展理念。最后，完善覆盖全体人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通过推进改革和完善政策，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生产率提高与分享的水平，是提高和实现潜在增长率的制胜法宝。
8．如何看待居民收入差距高位波动，完善初次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引起重视。它带来了消费需求不足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降低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认同感。这些负面作用最终会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建设合理的初次分配制度是夯实收入分配结构公平合理的重要基础。初次分配的过程和结果是由市场主导的，决定各种生产要素报酬份额的大小和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初次分配的政策取向，主要应该是解决市场扭曲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9．缩小收入差距为什么要坚持就业优先、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显着改变，为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创造了机会和挑战。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和就业规模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的素质（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但是，技术进步、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获得就业收入，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最主要途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是不同就业者获得收入的差别。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既决定于其劳动时间的长短，就业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于其就业质量的高低。充分就业不仅能为全部劳动者提供收入保障，而且会减少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提高就业质量是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工资收入上升的就业岗位的增加。＜nextpage＞
10．完善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抓手是什么？
国民收入再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关系重要手段，可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甚至缩小收入差距。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分为三大类，即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从再分配政策的倾向性而言，政府转移支付应发挥“提低”的作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应发挥“调高”的作用。通过“提低”和“调高”，可以缩小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相比于个人所得税和各项社保缴费，政府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更明显。
11．如何完善中等收入友好型的政策体系？
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支撑创新转型的人力资本基础、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完善中等收入友好型的政策体系需要制定差异化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策略；把“扩中”的重心放在“提低”上，“提低”的同时也要“稳中”。具体而言，一是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上的成本，防止其因为负担过重重新降为低收入群体。二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落实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三是通过完善终身教育和培训体系帮助脆弱中等收入群体提高技能水平，提高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收能力。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五是稳定宏观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促进中等收入者家庭财富的稳健积累。
12．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流动的路径是什么？＜nextpage＞
消解社会阶层固化对于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位于社会阶层底部的人群及其后代有更多机会摆脱原有的阶层、社会身份、家庭背景对其发展的束缚，实现阶层的跃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相对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存在。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流动应重视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打造覆盖城乡的扶贫治理体系。要聚焦能力贫困，特别注重通过教育、医疗卫生、技能培训等手段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相对贫困标准和动态监测体系，及时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将脆弱和抵御风险能力低的各类潜在贫困群体纳入扶贫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形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公平开放机会，消除各类市场准入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要素流动，对微观个体形成正确的激励，充分发挥微观主体的发展潜能。
13．如何推动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公正转型？
在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要更加强调公正转型，共同分担转型成本，共享转型红利。为此，推进绿色转型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青山、绿水、民富、民安的资源环境。推动绿色转型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区域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有效探索不同交易模式，培育市场交易主体，不断完善市场交易制度。要完善绿色转型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建设。加强绿色转型的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更多主体参与，实现更加公平、高效的发展。将绿色发展机制融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加大金融市场服务绿色发展转型的力度，加强区域间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加强转型过程中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的公平性，对转型过程中受损较大的地区、群体和行业给予针对性的财政、金融以及其他各类政策支持。
14．如何打破构建全民共享型社会福利体系的财政瓶颈？＜nextpage＞
随着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不断升高，构建全民共享型社会福利体系的财政体制障碍日益凸显。一是与区域分割和人群分割相关联的社会福利供给“碎片化”。二是合理提升保障标准受到不均衡财力承担能力的制约。三是社会福利性支出的内部结构尚待优化。四是财力最为薄弱的市县政府承担社会福利项目的最大支出责任，由于市县间的财力差异非常大，社会福利项目实现全民共享和区域均等化存在现实的困难。建设和完善全民共享型社会福利体系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需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充分保障。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围绕建立全民共享型社会福利体系这个大目标，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快推动。第一，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统计和评估体系。第二，提升部分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保险类项目的支出责任承担层级。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型福利项目的财政投入，改进财政投入方式与机制。第四，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和方式要顺应人口流动的新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适应。第五，启动新安居工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增加公共投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