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1日电／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均在上升，对经济增长形成可观察到的内外约束，稳增长压力较此前一段时间出现较为明显的攀升趋势。
当前，既已出台的退税减税降费等相关政策对相应市场主体的纾困已见明显成效，相关转移支付安排也切实为地方财政落实相关政策起到了可见的托底作用。然而，不得不说，在历经俄乌局势时间轴拉长以及我国主要城市周期较长的疫情影响之后，再加上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内外约束明显有持续收紧的态势，对今年落实经济稳定工作以及顺利实现经济增速目标均形成可观察到的挑战和一定程度上的压力。
同时，考虑到疫情冲击之前美国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的钳制路径，尤其是参考美国对日本金融战教训，结合当下全球通胀形势，财政政策更宜发挥自身结构性调节优势，有针对性地主动作为，为稳增长贡献有效积极力量。在当前约束条件下，稳经济的财政政策应可考虑三大可用空间，而这三大可用空间在当前落实中均面临一定堵点，亟待切实疏通落实，以财政政策空间的切实有效释放来助力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成。
在内外约束下稳经济，财政政策的可用空间
基于内外约束下稳增长压力陡增的研判，结合相关调研情况，财政政策三大主要可用空间为：政策加快落地可能产生的效能空间、政策稳定性可能释放的预期空间与特别国债可能创造的刺激空间。释放这些政策空间，预期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积极性，更好地服务稳增长目标。
以退税减税降费为核心的本轮既出台政策，其体量从研究视角来观察可说是较为可观的，政策力度表现方面并不弱，部分政策落地迅速、效果明显。同时，仍需注意的是，当前恐存在对经济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投资相关政策落地相对滞后的相关问题，可能导致政策对经济增长拉动效能的释放不显着。
从市场主体视角观察，政策稳定性被报以较高期待。反观政策稳定性欠缺的当下表现，主要包括由于一些政策的确定性目标所导致的其他政策不确定性攀升，以及同一个领域不同部门相关规定规范存在抵牾现象从而导致市场相关主体出现政策预期差异。这些政策稳定性欠缺的表现，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积极财政政策切实落地造成阻滞，而若能够助推其切实提升，便能够以稳定相关主体预期、推动相关实施行为落地的形式达成释放财政政策积极推动力的目标。
从行业研究情况观察总结，金融机构等部门对特别国债期待值是比较高的。我国在历史上曾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首次是1998年向四大行定向发行的2700亿元，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1.55万亿成立中投公司，第三次就是2020年的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
鉴于此，考虑到今年宏观经济受到的内外影响，及其在很大程度上所带有的不可预测性，特别时期的特别手段也具备相应的必要性，但是否推出、何时推出、以何种方式推出，则是特别值得进一步实时动态观察探讨的关键内容。
在内外约束下稳经济，财政政策的可能堵点
从全国范围内来观察，我国投资相关政策落地堵点，主要集中在项目投向堵点和体制机制堵点两个方面。
在项目投向堵点方面，目前待落地项目数量未见不足，但符合相关条款规定的项目数量，另一方面项目库缺位导致项目库存不足。
在体制机制堵点方面，专项债对项目现金流及地方配套财力要求高，但符合条件的项目相对较少，而PPP模式则以存量为主，新项目采用存在一些导致项目难切实落地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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