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联邦层面的枪支立法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J·斯皮策(Robert J. Spitzer)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印象较深的是1934年的法案,这项联邦法案对全自动等武器进行了限制,有效地阻止了全自动武器的普遍流通。
再如《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案》,阿斯特指出,在该法案之下,美国的突击步枪和多管射击枪的数量大幅下降,美国枪支暴力事件也确有减少。
但遗憾的是,纵观美国国会的立法历史,几乎每次总要间隔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联邦枪支管控法案。
两党的博弈
拖慢枪支联邦立法进程的正是两党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
几乎每一次枪击惨案发生之后,民主党人士就会掀起一股控枪立法浪潮,从提高购枪年龄门槛到禁止攻击性武器。而保护个人持枪权利的共和党人,则会指责民主党想要剥夺民众的合法权利,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放松管制,提议给老师、校园工作者配枪,声称“能够阻止持枪坏人的是持枪的好人。”
其实,共和党主张的观点并没有数据支持。哈佛大学研究了1.4万起涉枪犯罪后发现,真正出于自卫目的的枪击远少于1%。阿斯特表示,多数发生大规模枪击的学校,现场都有武装警卫或警察,得州小学也是如此,但当枪手拿着AR-15进入校园时,现实情况是人们会因为感到害怕而不敢与其发生正面冲突。
在两党就控枪的博弈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两党行动与美国国内民意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