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执法机构是否足够重视克里莫持枪背景核查的质疑，伊利诺伊州警察局局长布伦丹·凯利（Brendan Kelly）表示，他认为警察局在处理克里莫的信息时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当时没有法律证据能够证明克里莫是一个明显且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拒绝向他发放持枪执照。
退一步来看，所有审查程序都得到了遵循，克里莫持枪执照被拒绝的概率也很小。根据伊利诺伊州2021年的审计报告数据，2018年至2019年，该州共有近60万份持枪申请，其中祗有不到4%的申请被拒绝。
即便克里莫合法获得了枪支，但在显露出危险迹象后，伊利诺伊州的“红旗法”也可以授权法官下令暂时收走他手中的枪支。可这项法律并没有在克里莫的案子里被触发。
“红旗法”生效需要相关亲属、室友或执法人员通过向当地巡回法院提交申请，并提交某人构成威胁的证据。法官同意后，将允许执法人员没收被视为危险人物的枪支和持枪执照。然而，“红旗法”被引用得并不频繁。据美联社报导，伊利诺伊州在2019年提交了34份枪支限制令，2020年仅有19份。
这并非因为枪手会隐藏行迹。根据非营利组织“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数据显示，至少56%的大规模枪击者事先都出现了至少一个危险的警告迹象，但这种迹象往往会被身边人忽视。
这主要与家属或朋友的主观情感有关。登斯利对《每日新闻》表示，人们通常认为大规模枪击的凶手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疯子，甚至是一个怪物，他们代表着纯粹的邪恶。没人能想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莫里森也承认，某些枪支法律的有效性往往受到人们相关反应的限制，人们是否向警方通报其朋友和家人令人担忧的行为，这在立法限制范围之外。“我们只能提供工具，这是个人选择问题。”《纽约时报》指出，这一可怕的枪击事件或暴露出各州层面枪支管控法律的缺陷——在最终取决于警方、家人和身边观察人士判断的体系中，即便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也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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