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因“萨德问题”中国采取的限制引进韩国大众文化的“限韩令”，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在文在寅政府任内，事实上没有圆满解决。最近有传闻，在韩国新总统选举之际，中国方面才有松动“限韩令”的迹象。
影响未来两国关系的核心因素：“战略合作”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影响未来韩中关系的因素很多，存在于政治外交安全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领域，有明示的，也有潜在的，而且有对内有关的国内因素也有国外有关的国际因素等。其中可说的核心因素，也就目前为止，三十年仍然无法突破的，应该是属于政治外交安全领域的因素, 也就在“战略合作”上面。
过去三十年在韩中关系迅速发展期间，刚好属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范式，主要是搁置冷战时代重视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回避冷战思维而看重非政治因素如经济交流或社会文化交流等，这是强调由非政治领域交流来发展政治整合的“新功能主义”整合理论强调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的范式。当时，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大家谈了贸易，投资，旅游观光和社会交流和留学生等等，结果，双方关系成功实现了正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候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六个第一”的关系的成就。韩国和中国两国政府、政治领导和专家都期望以非政治交流如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来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正如“新功能主义”范式所说，韩国和中国以超速度从“睦邻合作关系”发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框架，也算是以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溢出效果”的成型。
但是，随后的关系发展当中，对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韩国所设想的范畴出现了一些不同，虽然两国政府和领导有机会坦诚表达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原则和方向，但因种种原因，实际上难以落实的领域也不少，尤其在讨论朝核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其核心原因，在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的“战略”两个字的含义上。“战略”，简单讲应该属于政治外交安全的范畴为主的议题，这里可以包含如朝鲜核问题和南北朝鲜关系，又如韩美或中美关系等国际双边和多边关系上最敏感的军事安全问题。所以，韩国方面非常重视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议题，希望平衡中美之间的“选边站”，期望在中国的合作之下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朝鲜关系等。但是中国方面则有所不同。
这样双方在“战略合作”或“合作伙伴”的范畴和重视的认知和落实方面，有可能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双方原则性的议题之外，更无法讨论“战略”的敏感核心议题，尤其如韩国期待的朝鲜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产生怀疑对方政治信赖的负面效果，两国之间出现小小争议问题，容易点燃如“反中”和“嫌韩”类的情绪冲突。如此看来，也就在建交以来韩国和中国的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成就，没有生产出其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溢出效果”，两国到目前为止，无法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完成磨合，反而，时而出现两国之间的“反溢出效果”的各种争议，如“反中”和“嫌韩”现象反倒越严重，这样新功能主义的整合理论所设计的愿景，起码从韩国方面来看，韩中关系上没有达到目标。反而突出了两国之间大国和中间强国之间的“权力非对称关系”的一些基本属性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