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总量的快速扩张与结构的复杂化带来了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杠杆率大幅提升、资产价格持续膨胀、金融隐患和风险频现等诸多现实问题。对于存在价格信号扭曲、预算软约束融资主体广泛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在某些领域尚未完全消除的体系来说，中国应该实行中庸的、渐进式的金融深化和发展，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称之为“温和的金融约束战略”。在这一战略下，政府应坚持实业立国的道路，在保持对整个金融体系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渐进推进金融体系的规模扩张、金融机构的有序竞争，以及金融市场的效率提升。
其次，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防范化解股价泡沫和财富过度集中等伴生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迈向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加快推动形成一个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资本市场。目前，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中直接融资占比在20%左右，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中占比仅为3%左右，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成为优化金融体系，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方向。
在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资本市场是财富放大器，可以把一块钱的利润放大成几十乃至上百倍市值。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张、股价泡沫的形成、“掏空”上市公司等违法行为的滋生，这些都会带来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不平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10年中所看到的美国不平等程度飙升的主要根源。
为此，一方面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减缓市场的顺周期性，防止市场大起大落、急上急下；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更加精准地打击证券违法行为中真正应该负责的关键少数人，同时可考虑通过开证资本利得税等证券税制改革减缓资本财富的过度集中现象。
再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道路，事实上也是从低信用、低杠杆的安全增长路径转向信用大幅扩张、高杠杆的高风险增长路径。我国目前宏观杠杆率高企，金融业态和金融机构业务急剧复杂化，信用联系日益紧密，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陷入瓶颈，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政府的政策空间显着收窄。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风险隐患突出，处于风险易发高发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