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正不断赋能国有企业
第一，生产绩效方面，数字化转型助力国有企业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其投入产出决策、生产监管、业务变革等提供了信息和技术支撑，建立与市场各主体连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第二，组织运营方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应用推动了国有企业治理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改变企业内部人员结构，赋能员工绩效考核与培训。第三，创新方面，数字化转型促使国有企业深化运营、生产服务和商业模式等多方面的创新，促进企业运营智能化、生产服务智能化和多元化与商业模式革新。第四，竞争模式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活力释放，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转变原有竞争模式，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五，国家战略部署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部署落实的主要推动力和模范带头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践行者，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一步带头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战略部署，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为了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国有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型回归，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盈利能力，人力资本，技术能力和行业竞争是影响国企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四个因素，且都是正向相关关系。具体来说，盈利能力是国企进行持久数字化转型的保障，人力资本是国企自下而上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技术能力是数字标准化和结构化，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行业竞争是助推国企数字化转型并引发行业其他企业追随行为的动力。第二，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对高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都存在推动作用。第三，市场垄断对高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着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垄断企业体制僵化导致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且较高的市场垄断程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报告认为，国企数字化转型应注重精准施策：商业一类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应注重数字化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商业二类的国企政策目标则应注重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公益类国企则需达到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在政策细节方面，强调在技术、管理、数据和安全方面的具体推进和落实；在转型方向方面，应通过政策指导国企在产品、生产、用户和产业等多方位的数字化；在赋能举措方面，应注重国企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数字产业和攻克关键技术等方面助力其数字化转型。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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