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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