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民主路径的探索，需要把握“普选远景”与“香港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注意到，此次中央推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的多个时间点，港澳办、人大法工委等负责人均多次重申，香港实现双普选的远景蓝图不会变。我认为这些回应很明显是中央听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2014年至今，香港民主政治出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危机是，反对派抛出的所谓普选方案完全以颠覆国家政权、实行反共民粹政治、实现“西方代理人治港”为最终目标，彻底违背了《基本法》规定实施普选的初衷。中央此次完善香港选制，只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未来仍然会将打造有香港共识、符合香港实际、体现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作为有序扩大香港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积极宣传解说，增强信心。
第三，对政治动员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动员”与“去政治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过往经验和数据，爱国爱港力量长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观反中乱港势力则是被高度频繁地组织、动员、串联，导致修例风波后爱国爱港力量一度被反中乱港势力所压制，中央出手后才缓解。可以说过去24年，爱国爱港力量动员不足的确是一个遗憾，某种程度上也应承认这是特定历史局限下治港工作的失误。但是，香港始终要把握好“经济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斗争中心”的本位角色，应当逐渐推动“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当然，我们要承认香港长期存在着中外政治力量复杂尖锐的博弈，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有了新选制，爱国爱港力量也当然需要维持动员热度、提高动员效率、优化动员效果，但若动员过度了、令“爱国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这对香港长治久安、发挥其应有功能也是不利的。因此，当反中乱港的政治风险被有力管控后，香港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应该以习主席2017年重要讲话的“求大同、存大异”为基点，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和民生改善上，故这时候就更需要把握上文提及的对爱国标准的“正负面表列”的精神。
第四，对民生政策的规划，需要把握“给人实惠”与“给人希望”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领导人曾希望港府的政策规划能够远近结合，换言之，港府既要解决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问题，也要积极为解决长远性、根本性的深层次矛盾创造条件和基础。政府应该抓住“获得感”和“希望”两个关键词。“获得感”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在细节见真章，让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服务。同时，“获得感”绝非是靠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让民众“看到希望”则比“有获得感”更加重要。福利政策是给社会“兜底”而不是培养懒人，政府“扶贫”不能硬生生划出一个“贫困阶级”，而是让基层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实现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则就会掉入“派钱捱骂、不派钱捱更多骂”的怪圈。
最关键的是，整个治港架构要破釜沉舟，从住房“破题”，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未来等到新一届选委、立法会和治港班子成军后，我个人建议，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内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内地标准的成本和效率，将原本在2034年才首批入伙的“明日大屿”，修改为2034年全部公营房屋入伙、2027年首批入伙，并提前启动轮候分配工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香港已经原地踏步了至少5年，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陈晓锋：非常感谢束沐分享大数据视角下如何更好落实“爱国者治港”，很受启发，里面有很多大数据的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焕然一新。接下来请“就是敢言”的副主席吴志隆。吴志隆是资深媒体人，经常代表“就是敢言”主持各种大型论坛和学术合作。有请你来发表高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