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犯罪记录是否减轻刑罚威慑力？
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被写进刑诉法，至今已10年，在不断完善和推行的过程中，这项制度也面临着争议。
有观点认为，封存犯罪记录便会减轻刑罚威慑力和教化作用，让未成年人有恃无恐。
对此，郗培植表示，基于对象是未成年人，应该以不同的视角看待犯罪，年纪很轻的未成年人可能存在冲动犯罪的情况。如果因此披露犯罪记录，未来很难再回归社会，日后升学、就业等都可能受到歧视和限制。
郗培植称，出台该《办法》的原因和目的在于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到社会。他表示，未成年人最严重的犯罪是故意杀人致人死亡，而这个群体可能经过十多年的刑期，也要重新回归社会。这些孩子最初回归社会时，因为长期和社会脱轨，普遍呈现出迷茫的状态。
他提及以往曾调研的个案，重庆一未成年人在出狱之后发现自己的犯罪记录被泄露，导致找工作困难，加之缺失系统教育，慢慢地和其他接受过刑事处罚的孩子形成一个地下群体。在他看来，如果这一群体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可能也会成为一种风险。
郗培植看来，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还有漫长的人生道路要走，如果社会不接受他们，便容易导致被贴上标签后自暴自弃。而《办法》就是基于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而颁布，“我们发现，有很多未成年人犯错犯罪出于冲动，到了年纪成熟时，则会结果不同”。再者，《办法》中规定，五年以上刑罚不进行封存，因此，减轻刑罚威慑力和教化的顾虑是不大的。
对于一些案情比较极端的个例，郗培植认为，《办法》一般是从全局考量后，最终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个别极端的案件存在的特殊性也需要考量，不应以偏概全。
郗培植表示，虽然目前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司法坚持以教育、感化、挽救为原则，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要分级干预、以教代刑，“刑罚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手段和措施”。郗培植称，刑罚的严苛程度和社会效益的关联有限，从根源上来解决该问题主要以教化为主，“2020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是很好的参考，将未成年人可能实施的行为进行分级干预。”（来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记者：陈怡帆、潘俊文 实习生：杨芸） |
